1946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全盘讨论战后国民党各项政策并决定其基本走向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是此次全会讨论的重要内容，并在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执，影响及于中苏关系及东北接收。本文以台北所藏相关档案为基础，论述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讨论的由来、经过及其结果，以期使相关问题之研究更为深入。① 一、六届二中全会讨论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由来 自九一八之后，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占领区。对日抗战开始后，收复东北成为中国抗战的基本目标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同盟国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但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需要，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谈中达成秘密交易，将中国对东北的若干主权擅自让渡给苏联。中国虽对此持强烈的异议，但因实力所限，迫于三大国的压力，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接受了三大国对东北地位的安排。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的若干主权，但也得到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对中苏关系以及在苏联协助下接收东北抱持乐观的态度。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为纪念九一八14周年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表示：“我们东北，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②可见蒋介石在当时亦未料及其后接收东北之波折。 但大大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其接收东北的过程远不及当初设想的顺利，其中最关键的是，由于苏联的反对，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已到东北准备接收的东北行营诸员在苏军的约束下几无活动余地，而同时期中共部队则大举出关，占据了东北的广大地盘，事实上，国民政府已无法如其预期顺利地接收东北，东北问题很快演变成对苏外交与对共关系的外交与内政的双重纠葛。③由于苏联军队驻扎东北和己方军队不能顺利出关的形势所限，国民党对于东北暂时无力以军事接收，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故其对策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④ 11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中国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待命。⑤其后，苏联方面格于信守外交条约及因应国际尤其是美国压力的需要，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表面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但在国共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员“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⑥ 中苏双方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引起了国民党内若干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颇为复杂，对所谓“党国”利益有不同的考量与现实的追求，并在政治上战后大体形成为对苏对共强硬与温和的不同分野，其中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强硬派中坚，而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温和派代表。⑦对东北接收问题的僵持不下及对苏外交的“失败”，国民党强硬派早有不满，对主其事者——外交部长王世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墩等均目为政学系干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而蒋介石出于对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大局的考虑而压制其公开表露，更激起强硬派的不满。至1946年初，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内对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不同意见渐趋公开化。 苏联不仅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对东北资源强掠强占，⑧而且还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控制东北的经济，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自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中苏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均因苏联提出的要求过高而无法达成妥协，由此升高了国民党内对苏联的不满。1946年2月，美国政府提出对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反对意见，⑨美国特使马歇尔亦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⑩美国的目的当然是为其自身利益考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正值此时，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舆论对大国外交牺牲中国利益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为国民党强硬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舆论及群众助力，“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11)2月下旬各大城市爆发的反苏反共游行，就是他们挑动与运作的结果。2月13日，中共发表对于东北问题的四点主张，提出参与东北政治的要求，(12)又激起本来就对政治协商与国共和解不满的国民党强硬派的反弹，而苏联延迟从东北撤军的举动（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苏军本应于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亦被他们解读为对中共力图占据东北的支持，更使他们作出种种强烈反应。由于上述因素的相互迭加及其共同作用，使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决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埋下了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争执的种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