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6)04-0040-05 中共“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些矛盾之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国内的主要矛盾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同时，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更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因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中共“八大”确立的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它要求全党必须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由解放生产力转移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上来，由大规模地搞阶级斗争转移到“向自然界开战”和“向科学技术进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中共“八大”根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适时地提出了用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的方针，这是“八大”在理论上的新突破和新贡献，也是八大路线的本质所在，这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然而，“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2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未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和执行，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会发生如此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历史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生事物，发展的历史还不长，因此，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和失误。 首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对我们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众所周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国际工人协会或党内面临的一系列斗争中，都能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了剥夺，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到 1936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已经胜利完成。斯大林根据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私有制的现状，宣布剥削阶级在苏联已不存在，这无疑是合乎苏联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的。而问题却在于斯大林在宣布剥削阶级被消灭的同时，没有指出国内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以后在苏联国内出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及党内出现思想斗争时，他又简单地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结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错整和错杀了党内不少的好同志。 正是在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先是在1957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党内正常的思想认识分歧上纲上线，误认为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是向党发动进攻，其结果是错整了彭德怀等人；此后在1966年又错误地认为党内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偏离了中共“八大”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和判断，导致了十年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思想政治方面对我们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由于我们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开始骄傲起来。同时，由于我们党未能将党内民主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使党内形成了“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不良风气，进而使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现象日益滋长起来。随着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外的威望日益提高，对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正是在党内外一片赞扬声中，毛泽东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开始逐渐脱离实际和人民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断受到削弱，而且也从组织上失去了坚持“八大”正确路线的可靠保障。 再次，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对我们党产生的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到吃饭不要钱时，联想到三国汉中的张鲁，说“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人人都高兴那个制度”[1]。此后不久，在一条批语中，毛泽东同志把《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活动，比喻“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称赞“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776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空想社会主义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少年时代，毛泽东同志是在农村的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的，“大同”思想对他的成长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1918年，为筹备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接触各种社会思潮。对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2]毋庸置疑，这些思想对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