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6)01-0091-09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在敌后根据地、国统区的重庆、武汉、桂林等地、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美国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等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交往活动，这些活动为提高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和影响，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都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它是中共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所开展的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此问题，我们研究甚少。迄今为止，仅有牛军写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以及王真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等著作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由于这两部著作的重点是研究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外交主张为主，以外交活动为辅，且侧重于思想层面上的分析与论述。因此，就不可能对以上问题做过多的阐述。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抗战外交》一书，尽管也有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却无专文论及。本文不揣冒昧，对上述问题，从时代背景、活动方式、内容和重大作用等方面作粗浅探讨，以求得对此问题的整体了解。 一 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我们先有必要对活动的历史背景作些分析与了解，进而了解交往活动的大体情况。 就当时的背景而言，其一，中共是处在全民族已开始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的。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就党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会议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应当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P617)这次会议已经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变成了只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来打击，因而会议实现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公开呼吁，“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应同英美法苏订立各种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协定，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英美法等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尽管还在动摇，但是“一般是向反日的方向发展的”。显然，中共在抗战时期与英美等国的各类人员逐步扩大交往，其意是非常明了的。其二，中共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的。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被迫走上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道路。不可否认，抗战初期，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较为努力的。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方针的改变，以及国民党的阶级本性难以变更等方面的原因，1939年初，国民党开始转变抗日的态度，将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国民党蒋介石非常害怕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会危及日后自身的利益，害怕中共在国际社会中声望的提高会削弱自身的国际地位。于是，它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共的抗日活动，封锁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各类消息，企图割断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为了避免内战，壮大自己，扩大自身的影响，又不损害到统一战线，中共深感有必要打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联系，尽力争取外部的援助，使中国的抗战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中共的国际交往活动就应运而生了。其三，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战已融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中国的抗战已与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了。毋庸置疑，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战为世人所注目，中共及领导的军队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轻视的一支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了协调各国的作战行动，调整本国的内外政策，维护本国的利益，并推进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局的发展，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苏等国迫切需要了解国共两党的抗战情况。由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是美苏英法等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因此，它们对国民党的抗战情况有较多的联系和了解，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加上日寇的疯狂扫荡，还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自己的军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原因，它们了解得并不多。中共的国际交往活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开展过哪些国际交往活动呢？我们不妨也先做初步的了解。首先是在敌后根据地开展的交往活动，这可以说是此时期中共开展国际交往活动最多的一个场所。斯诺是最先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第一个到达陕北访问的国际人士。1936年6月，他由陕北保安到达延安。他的到来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受到斯诺的影响，更由于敌后根据地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神奇魅力和巨大吸引力，一批批国际人士先后来到根据地，他们都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中共在根据地的交往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接待援华抗战的国际友人。包括接待：1938年来延安的加（加拿大）美（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和琼·尤恩，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1939年先后来根据地的由爱德华担任队长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朝鲜大夫方禹镛，德国医学博士米勒，帮助根据地培育新型工业技术人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41年来延安的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以及苏联著名外科专家安特烈·阿诺夫，等等。(2)接待来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先后来访的有：1937年来延安访问的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还有英国记者（新西兰籍）詹姆士·贝特兰，1938年来延安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一时期抵达根据地的还有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美国《联合新闻报》记者伊尔·黎夫，纽约《呼声论坛报》记者维克多·盖因。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后来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接待的有：法国记者唐树，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1944年6月来根据地访问的中外记者团的六名外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伊斯雷尔·爱波斯坦，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记者莫里斯·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森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社记者马克·夏南汉神甫，还有再次来访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同年10月来访的还有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白劳德等人。(3)对国际人士在根据地内开展反法西斯战争活动的指导与支持。包括：从1940年7月起对在华北根据地的日本士兵开展的各种反战运动的指导。如指导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成立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等反战团体。1938年6月接待来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1941年1月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支持下成立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10月又支持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等。(4)对国际社会其他人士的接待。包括：1937年接待到延安访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美国传教士查尔斯·希金斯，教师乔治·泰勒，安德鲁·罗易，医学传教士罗伯特·布劳恩，瑞士作家伊鲁那·苏斯，英籍教师林迈可、戴德华。1938年由弗朗西斯·鲁茨等人组成的国际代表慰问团。1940年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李顿白，1944年去延安的法国海军军官乔治·武乐文，美国国家银行经理霍尔。1944年去延安的以包瑞德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还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等。此外，中共中央还和共产国际来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尔保持了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