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8-0088-03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然而这个结合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尤为激烈，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页。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最早起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学生介绍，才传入中国。1907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无义派”和“新世纪派”，其主要刊物为《无义报》和《新世纪》，影响的范围是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才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产生较大影响，有其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国际方面，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他们把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排斥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这样，马克思主义虽然早已诞生，但长期不能在中国传播开来。因此，中国人民没有能掌握抵制无政府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国内方面来看，中国是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有着无政府主义生长的土壤；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无政府主义顺应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的绝望，极易与无政府主义的虚无思想产生共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呼声高涨，无政府主义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出路之一。 共产主义者首先围绕在中国要不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共一样的党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第一，建立中国共产党，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为阶级和民族压迫必然引起革命。蔡和森指出：“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受封建军阀的统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造成了“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火爆发也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针对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和阶级斗争迅速发展的状况，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场斗争，是当务之急。并且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是无产阶级成熟的重要标志。呼吁全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团结一致，共同协作，促进这一政党的建立，使无产阶级形成“一种团体的结合”。这种团体，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建立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大势所趋。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分析了世界的发展趋势，认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大势所趋。蔡和森指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现在第二国际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加斯哥（莫斯科——笔者注）万国共产党。”“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非组织与俄一致（原理方法都一致）的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第三，共产主义者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者自由联合”的谬论，论证了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要改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则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的。李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现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由武装方面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的自由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斗争就是战争，一场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操胜券。这个参谋部就是共产党。”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明确提出：“我们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并建议毛泽东及早准备组建共产党，毛泽东复信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们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同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加以对比分析，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李达所说：“1917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而1871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的指挥，而一个没有。”因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共产主义者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们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个党必须是“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具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 首先，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权力 （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及其历史任务。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原理，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求得解放，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否则，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同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进一步指出，必须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对于“掠夺的、官僚的国家，保护资本主义的法律”必须坚决反对，把它们彻底推翻，而对无产阶级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则必须加以巩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