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上)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晓军,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   董汉河,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编辑部,甘肃 兰州 730070   吴晓军(1962-),男,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近现代史有关问题研究;   董汉河(1945-),男,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西路军研究和编辑工作,兼及文学创作和评论。

原文出处:
甘肃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上下篇,将十年来有关长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创新性和争议性的成果,分十一个专题进行综述。上篇内容有:红军长征的准备、出发地和时间;北上战略方针确立;长征中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工作;长征中的会议研究;长征中的筹粮问题研究;长征中同错误路线和倾向的斗争;其他红军队伍的长征研究;长征胜利会师与长征历史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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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106-10

      今年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70年来有关长征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据“超星图书馆”读秀图书搜索收录的与长征有关的著作达19000多部。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近十年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以长征为题的文章就超过1700篇。上述成果在不同时代形成不同特点。具体来讲,1949年以前,主要是有关长征的报道、纪实。1949年~1978年,主要是当事人对长征的回忆,对长征资料的征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1979年~1996年,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研究也完成拨乱反正,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一方面继续完成资料征集工作,另一方面澄清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60周年,达到高峰。近十年来,有关长征的研究继续向纵深推进,研究视角不断创新,高质量的成果不断涌现。如从不同侧面反映长征的“长征系列丛书”(《见证长征的外国人》《长征中的女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国民党将领看长征》)①;撷取长征最新研究成果,用问答方式,全面介绍长征的《解读长征》②。还有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③;以珍贵的历史图片与文字并茂,介绍长征的专著④;以叙事和纪实为表现手法,或全景式⑤,或反映某一个侧面的长征史专著⑥;当代人重走长征路,记载沿途调研、所见所闻及发现的各类新的长征史料的著作等⑦。这些标志着长征史研究已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长征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存在着重视中央红军长征而忽视参加长征的其他红军队伍问题。本文仅从十年来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挑选具有创新性、代表性和争议性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红军长征的准备、出发地和时间

      (一)长征的准备

      在纪念红军长征会师60周年时,高维良曾写有相关的综述文章,将相关成果归纳成六种观点⑧;其后,马福生又概括成三种观点⑨,但内容大体一致。①中央红军没有准备,是“仓促行动”;②在长征前有准备,不能说是“仓促行动”;③长征前,党中央领导核心早有准备,广大指战员缺乏准备;④有一定准备,也存在严重失误或错误,对之不能高估;⑤在战略上缺乏充分准备,在战术上作了直接准备;⑥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早有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发仓促。

      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这一问题继续延续。但主流意见认为长征的决定并非仓促作出,也不是无计划的盲目行动,所以,红军长征前“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工作”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⑩。党中央的文件、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出版的一些党史书刊中,都反映了中央对长征早有计划作了准备(11)。谢一彪考证早在1934年3月底,李德就向博古提出要准备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李德再次提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建议(12)。迫于严峻形势,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战略转移问题。李德受中央委托,起草相关的战略计划。

      中央红军在长征前的准备工作:①开展扩红运动,恢复和壮大红军力量。②开展筹粮筹款运动,保证部队的粮款需要。③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的准备。④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特别是对主力红军转移后苏区的斗争作了较为周密的部署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为苏区留下武装力量共计三四万人(11)。⑤军事部署上作了准备,即由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另辟新根据地,方志敏率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向西转移,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13)。⑥长征前临时中央已制定一些行动计划,如确定了战时转移的目标,选择了战略转移突破口等⑩。

      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评价存在着一定分歧。李法杰认为长征准备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长期以来未被人所知。又因为准备工作与反“围剿”斗争同时进行,甚至是在反“围剿”名义下进行的,被当作是反“围剿”斗争,这就使人产生“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误解⑩。

      多数文章认为临时中央在准备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①过分强调保密,未在广大干部和指挥员中进行应有的解释和政治动员。②把战略转移当作逃跑式的“搬家”。③确定干部走留安排上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11)。④军事撤退过于仓促。力平认为当时有了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9月以前,不是一点准备工作也没有进行,而是到了9月,才真正准备出发长征(14)。李德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了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但是,准备很不充分,存在严重错误(12)。

      对此又有另一种解释,即1998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提到“促使红军长征的绝密情报”问题。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以攻取根据地中心瑞金为目标的“铁桶计划”,时任赣北保安司令部参谋的共产党员项与年等人得到后,于10月7日送达瑞金,交给周恩来、博古。中央负责人据此认为根据地已万分危机,便于10月10日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这一材料,对长征研究影响重大。如果属实,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长征及相关人物的评价与结论,所以马福生提出,“这件事值得重视,应该由有关部门考察清楚”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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