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09/K 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8-0072-07 中国向何出去，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话题。经过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仅在物质上落后，在社会制度以至文化上同样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化及社会的出路就是向西方看齐的观点，成为当时知识精英流行的话语。 1919年，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他以所见所闻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说明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将来拯救世界的，只能是中国文化。此后，杜威、罗素和杜里舒先后来到中国发表演说，批评西方文化，颂扬东方文明。于是，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复兴中国文化的思潮。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促使一向好用心思的梁漱溟对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否真有价值进行认真的梳理，他试图“替孔子说个明白”。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了40天的讲演。回京后，根据陈政、罗常培的记录加以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加以出版。在书中，他评判当时流行的有关文化的各种观点，认为文化即“生活的样法”，生活是“意欲”活动的结果，世界上共有三种文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则秉持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他主张“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有态度重新拿出来”，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他把仁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探讨人的价值，追求人格的完善，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孔子的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它具有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的特征。仁人是完美无缺的人格典范。仁最终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治国安民，施行仁政。“仁道”是贯通儒学史的主线，仁政王道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梦想。以仁为本、道德至上是历代儒者的价值诉求。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论、唐君毅的九境学说都对儒家价值观做了深入而直观的解说。 孔子所谓仁是什么？梁漱溟解释道，“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①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深受西方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把“仁”规定为本能的直觉，把理智说成一种计较利害得失的态度。他认为，孔子的“‘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② 亦即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我且说为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的一个状况，似乎可以分为两条件：(1)寂——象是顶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2)感——最敏锐而易感且很强”。③ 他认为，能使人所行的都对，都恰好，全仗直觉敏锐，最妥帖最恰当的路即是直觉的路，而最能发生敏锐直觉的则仁也。他以“宰我问三年之丧”来说明仁即是敏锐直觉。他说：“你看《论语》上宰我问三年丧似太久，孔子对他讲：‘食失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说‘安’。孔子就说：‘汝安则为之。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去孔子就叹息道：‘予之不仁也！’这个‘仁’就完全要在那‘安’字上求之。宰我他于这桩事心安，孔子就说他不仁，那么，不安就是仁喽。所谓安，不是情感薄直觉钝吗？而所谓不安，不是情感厚直觉敏锐是什么？像所谓恻隐、羞恶之心，其为直觉是很明的；为什么对于一桩事情，有人就不羞恶？不过都是一个安然不觉，一个就觉得不安的分别罢了。”④“安”与“不安”，即是本能的道德情感的流露。在他看来，仁就是“中”，就是“调和”，就是顺其自然。“这自然流行日用不知的法则就是‘天理’，完全听凭直觉，活动自如，他自能不失规矩，就谓之‘合天理’”⑤ 他甚至认为，只要顺着自然流行，情与欲皆善。他说：“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⑥ 梁漱溟认为，理智与直觉是对立的。理智是静观的，却并非坏的，多数科学成就出于理智，“理智是给人作一个计算的工具，而计算实始于为我”，⑦ 理智本身虽是无私的、静观的，却有妨碍情感和连带自私两个缺点。如果一味听任理智出来分别物我，打量计较，就会导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 梁漱溟对孔子仁学思想的认同，带有明显的生命哲学特征。他称赞柏格森，并非认为他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同样的价值，而是因为梁漱溟认为生命哲学的出现代表着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转向。他以生命观念阐发孔子思想，认为仁就是直觉，就是本能。仁与不仁的区别，就在于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是直觉还是理智占优势。在他看来，孔子人生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一个“生”字，基本态度是“不计虑”、“不认定”，追求的是乐的生活。他用生命哲学观念来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泛滥，认为以理智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虽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却造成了真我、本我的丧失。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由于对自己和自我意识的肯定，导致了西方人的以“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在自然界中为自己寻求各种享受的享乐主义态度。西方人习惯理智计算的结果是：“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混然不分的，而在这时节被他打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⑧ 使得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不仅人与人之间发生对抗、竞争、冲突、敌视，彼此之间界线划得很清，“开口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⑨“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⑩ 那么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儒家思想进行分析所依据的心理学基础到底是什么呢？他在该书第五章中说：“差不多西洋人自古以来直到最近变迁以前，有其一种心理学的见解，几乎西方文化就建筑在这个上边……这见解的根本所在，就是只看人心理的有意识一面，忽却那无意识的一面；于是差不多就有以有意识心理为全个心理的见解，而种种误谬见解悉从此生。不晓得有意识一部只是心里的浅表而隐于其后无意识之部实为重要根本。”(11) 他认为，“人的生活那里都是有意识的，他同动物一般也是出于本能、冲动；知的作用那里能作主，他不过是工具而居于从属；人那里都是拣择算计才来动作，亦何尝会趋利避害去苦就乐；常时直不容地拣择算计，或所谓拣择算计只是自己替自己作饰词；利害虽经算计，未能就左右行为；苦乐固易觉得，却难得到去苦就乐，他很可以趋害就苦而不辞。”(12) 那么先前的心理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梁漱溟认为，就是因为研究方法有缺陷：“只作还而自省之静的看法，分析了，来叙述，以致所研究殆限于个人的静止的精神状态，而常偏在唯知主义。”(13) 研究方法的差别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前进化论这门学科还没产生。由于生物进化的研究，使人们知道人和其它生物原是相通的，不难从生物的研究而启发了许多人的研究，因此从动物心理学的研究就使人的心理学发生了变化。由于动物以本能生活为主，很少有意识的生活，其心里自然不以知的作用为重，而是以情的作用和意的作用为主。由是就发现了人类心理的重要部分也是不在知而在情和意。再加上静的看法改从动的看法，着眼在静止状态的改从着眼在行为活动，个人自省的改从从旁看大众，就日益发现以前种种见解都不对了。梁漱溟以罗素为例，罗素在他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说：“人类一切活动发生于两种源泉——冲动与欲望。欲望的位置已经很为人所重视。(中略)这等见解都很寻常，而且从来的政治哲学已经差不多完全立足在‘欲望是人类行为的源泉’的上面。然欲望只能支配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而且他所支配的，并非最重要的，乃为较有意识的、明了的、开化的一部分。”(14) 梁漱溟说，不只是罗素，西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名流都将目光从有意识一面转移到无意识一面，“于是西方人两眼睛的视线渐渐乃与孔子两眼视线所集相接近到一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