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06)04-0021-09 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是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 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也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的任务。[2] 然而，大规模地对这种思想倾向进行批评，有组织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则以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新湖南报》考虑到朱中立是刚刚翻身的乡村干部，为了帮助教育他，在对其错误思想进行讨论时没有用他的真名，而是起了“李四喜”这样一个名字，意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对此，《新湖南报》在这场讨论结束时向广大农民透露了这一秘密：“本报提出的‘李四喜思想’，实际上是以朱中立同志过去的退坡思想为典型。朱中立同志是长沙县十五区农裕乡人，做过12年雇工，解放后在各种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中，表现得很积极，是该区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农民积极分子，经过土地改革，他分到几亩田，前年春天结婚，去年年初生了小孩。去春土改结束时，他被选为该乡副乡长和青年团支部书记。但是去年五月之后，他的工作情绪下降了，区里找他开会也不参加，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持要求辞职。虽然朱中立同志当时已在转变，但他从积极斗争、认真工作到坚决辞职、回家生产的一段情形，是足以代表若干乡村干部在土改后退坡思想的。因此，我们决定以朱中立同志的思想为典型，发动讨论。由于我们考虑到他还是一个刚刚翻身的农民，参加工作不久，因而改换了一个名字‘李四喜’，在报纸上提出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3] 可见，所谓“李四喜思想”，就是指土改以后出现的以朱中立为代表的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松气思想。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主要也是针对土改后乡村普遍出现的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松气退坡”思想展开的。《新湖南报》对“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与规模大、分析问题深入，而且成效最为明显，积累的成功经验最为丰富。这场讨论是建国以后中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运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形成了教育和改造农民落后思想的基本思路，为此后解决农民思想教育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 一、加强对农民及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 “李四喜思想”主要是由于农民阶级特性、忽视对乡村干部思想教育及领导方法上的偏差所致。从克服农民的狭隘自私落后思想入手，落实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观点，注意纠正以前存在的忽视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倾向，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是克服“李四喜思想”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成功经验。 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在发起讨论之初，提出了对像“李四喜”这样的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并逐渐成为参与讨论的广大农民和领导干部的共识。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强调：“为了克服乡村干部的错误思想，整顿乡村干部队伍，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从批判中教育李四喜本人和全体干部与群众。另一方面各级党与政府今后首先要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乡村干部，要在各种斗争中，对干部进行系统的、经常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确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利益第一的思想；对党员干部还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其具体的办法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检查干部的思想情况，并针对这个思想情况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4] 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认为：“必须设法让农民群众知道，土地改革只是解除了封建压迫的痛苦，并没有最后解放。只有工业发达了，工人阶级生产大批的农业机器，农民生产才能高度的发展，农民生活才可能过得美满。”[5] 怀化县委书记张士林提出了三条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建议：“一、县区领导上应重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有领导地在乡村干部中普遍开展讨论。通过李四喜思想的批判，使乡村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一步，今后要结合各项具体工作，不断地系统地进行思想教育。二、组织乡村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心。三、今冬明春进行土地改革时，应着重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结合宣传土地改革后农村发展的方向。”[6] 这种解决思路是各地县区领导较为普遍的方法。 如何教育并领导农民继续前进？中共中央中南局认为，不要只谈农民的生产发家，也不要只谈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必须使农民树立长期的敌情观念、胜利信心和斗争意志，向他们指明前进方向：“必须把目前整个政治形势向农民谈清楚，必须把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讲清楚，必须把反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反帝国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必须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7] 使农民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认识革命的前途，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