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6）02—0023—06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7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然而，即使在国民党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中，也还包含有旧三民主义的内容，从而形成新旧内容杂陈、进步交保守并存的现象。这就给他身后的解释者们以各择所需、各唱各调的可能性。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1](P62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特别指出：“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研究。”[1](P460) 张闻天在抗战时期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三民主义的论著，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研究三民主义的杰出代表，而学术界对此鲜有论述。 一、关于三民主义发展性的研究 张闻天关于三民主义发展性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革命教育史以来的第一本正规教材，在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其他区域也曾以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形式出版过。由于长期以来各种版本都没有署作者名字①，而张闻天本人又从不提及，所以除一部分老干部外，它的编著者鲜为人知。1985年5月， 胡乔木曾说“读了他编著而未署名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2](P15) 1986年12月，当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说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张闻天同志主编写的，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写的”。② 从此，这本书才被认定是张闻天的研究成果。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1938年版本为底本，并与1946年版本相校作脚注，重新出版了该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六讲为“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其中第三目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主要内容有： 其一，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该书因历史条件所限，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区分为如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提出的“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但是把三民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是丰富的。其表现一，该目标题突出了三民主义的“新”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表现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分为辛亥革命“这时期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民主义，认为前者“在某些部分是模糊的”，“欠缺是很大的”，而后者“便树立了三民主义的新生命”，从而印证了这一目的中心：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其二，对新时期三民主义新内容的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新生命最大的特点”，这是其认识的精华部分：“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结合起来，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方法结合起来，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第二，三民主义增加了新内容：民族主义由辛亥革命前的反满明确地转变到反帝，由大汉族主义转变到中国国内民族的自由平等和自由联合；民权主义则进到主张‘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民生主义则由抽象的平均地权进到承认国家当给佃户土地，进到承认‘耕者有其田’，进到承认当‘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可见，张闻天是从“革命内容的新发展”角度展开，突出于一个“进”字，说明一个“新”字。 同时，张闻天还从三民主义新发展的“革命意义”的角度，突出三民主义新发展的张力：“在民族主义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义，是在于要求中国的独立自由平等，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主张联合苏联和世界弱小民族，在其临终时的遗嘱及致苏联遗书中，最为表现了孙中山先生这方面革命的精华；在民权主义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义，是在于确定中国为民主共和国，承认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认直接民权，主张国家政权的统一；在民生主义上，中山先生的革命意义，是在于主张平均地权，而在国民党改组后，更明白承认耕者有其田，主张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可以相容。”上引两段似乎相同，实则后者乃是前者的深化，前者具体后者总括，前者是新内容的示例，后者是以新内容说明其革命意义。以民生主义为例，后者把这些新内容上升至“主张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可以相容”，这是根据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友善态度而设论，由此民生主义革命内容的新发展与其革命意义有机结合。 其三，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阶级属性的认识。张闻天在该书中虽然较充分地肯定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发展，但同时仍然明确指出三民主义阶级属性的局限性。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市民层和小市民层的根性”，在1946年版本中则改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并进一步分析了由其阶级属性的局限，而“使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复杂的交叉”，而“苦恼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由于其阶级属性的局限，使新发展的三民主义也有其“温和”、“消极”方面。 张闻天根据这种复杂的“交叉”，联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戴季陶主义和抗战初期出现的叶青对三民主义的篡改，深刻地指出对待三民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由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有其局限性，“一些保守派和革命变节者，想利用这点，扩大温和方面，夸大消极方面，来毁坏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的生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决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华而奋斗到底，求其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