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6）02—0009—13 瞿秋白与中山大学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涉及到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中央以及共产国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直接导致了中共领导层的人事变动。长期以来，有关此事的第一手档案没有公布，各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王明等人的说法又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从而使事实真相云遮雾罩。迄今为止，只有杨奎松先生对1927年底到1928年秋的中山大学“浙江同乡会”事件进行过出色的研究①，但由于所看档案材料的限制，杨文有些地方仍不甚明了。至于以后在中大发生的其他政治风波，并不在杨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根据新发表的联共（布）中央以及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对这一公案重新进行系统的梳理，就教于大家。 （一） 中山大学是1925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而在莫斯科创办的一所招收、培养中国学生的大学。1928年9 月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合并后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习惯上仍有不少人称中山大学。在它的历届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1925年被党组织派到该校学习的王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山大学开办以后，校长拉狄克除了讲课之外，不经常到校，由副校长米夫（1901—1938）主持日常工作。教务工作则由教务主任阿古尔负责。阿古尔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情况，更好地组织教学工作，比较注意依靠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中国学生。他们在教务处帮助阿古尔制订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做了不少工作。米夫的工作，主要依靠联共（布）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及靠近支部局的中国同学。米夫和阿古尔有分歧，就自然形成了两种力量。他们互相指责，称对方为“派”，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教务派”与“支部派”的对立。 1927年夏，校长拉狄克因为托洛茨基的问题而被撤职，副校长米夫还在中国，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主持学校的一切工作。到6月底，学期行将结束， 开始进行总结。在总结会上，支持支部局的一些同学说教务工作组织得不好，杂乱无章。支持教务处的同学说党务工作搞得一团糟。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各不相让。不久，副校长米夫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搞垮了阿古尔，正式升任校长②。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1928年1月底，时在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③ 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秘密调查“江浙同乡会”案件后，王明宗派立即在中山大学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并因此与后来成立的中共代表团发生争执，将瞿秋白等人牵连了进去。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于是，党支部局应他们的要求立即开始进行调查，而且请求格别乌派人参加。只发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含糊其辞地说明存在这一组织的可能性，而我当时并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手法可谓屡见不鲜，而且在共产党内比之别处此风尤盛。”④ 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山大学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王明最先在中大的墙报上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说它与第三党有关系。在他的建议下，3月的一天， 已经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把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话。向忠发在讲话中认定在侨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严厉谴责了那些组织这一同乡会的人，认定它为反党组织，并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已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甚至威胁说要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5 月初苏联有关部门开始调查此案。 向忠发的讲话在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等学校的江浙学生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恐惧，他们直接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申诉，要求重新调查这一问题。于是中共中央指示莫斯科的中共国际代表团就地解决纠纷。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是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主持下进行的，米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和会务工作，米夫还安排王明以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的身份参加大会。根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⑤。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