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台海危机:台湾的“军事反攻”与美国政府的政策

作 者:

作者简介:
余子道,复旦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
军事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坚持其“反共复国”的基本政策,“反攻大陆”成为其念兹的行动口号和目标。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是美国敌视和遏制新中国政策之重点,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蒋介石当局在美国的军经援助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力图在各方面准备条件,图谋在对其有利时机发动对大陆的军事反攻;同时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性进攻和突袭性进攻。这就是在“反共复国”政策下的“待机反攻”和“有限反攻”,而受到美国的支持。到了60年代之初,中国大陆内部、中苏关系和远东国际关系、美国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等等都出现了新的情况,蒋介石以为反攻时机来临,遂谋划在1962年夏秋之际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攻,为此在军事、政治、财经等各方面进行动员和准备,并强烈要求美国给予支持和援助。美国政府盱衡战略全局,“保护台湾不受中共攻击”,但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美蒋双方为此在近两年时间里进行了反复的谈判与交涉,反攻大陆的计划始终遭到美国的拒绝。中国政府适时公开揭露蒋军窜犯大陆的阴谋,动员军民,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同时在外交战线实行“以美制台”策略。在内外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下,蒋介石策划的一场“军事反攻”终于在中途归于流产。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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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6)01—0067—16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台湾蒋介石当局挑起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及其落幕,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这是一次中途流产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蒋介石图谋把此前十余年来的“待机反攻”,推进到对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反攻,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动员和准备。美国政府从其远东的战略利益考量,坚持“保护”台湾的“安全”,但并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反攻大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和鼓励蒋介石当局进行军事冒险,并调集重兵,严阵以待,对蒋军的来犯立足于打而临之以威。在外交战线上,中国政府实行“以美制台”策略,在中美华沙谈判中对美方施加影响。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一场箭在弦上的大规模军事反攻行动终于在中途归于流产。

      一、“反攻复国”政策下的“待机反攻”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覆亡。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绝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始终坚持以“反攻复国”作为它的基本政策;而“反攻大陆”则成为其念兹在兹的行动口号和目标。在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对峙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之下,台湾当局的“反攻复国”政策,适应了美国在东方围堵苏联和新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其远东政策的重点置于对付亚洲共产主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不可避免地要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加以扶持和利用。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尔后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在西太平洋区域构建了一条环形防线,作为其安全保障。台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是这道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美国实现其远东政策的一个战略据点。只有保住台湾于自己控制之中,美国在西太平洋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群岛这道“沿海岛屿链”才能首尾相连,构成为一体。

      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极为有利。而美国出于战略全局的考量,虽然并不同意,也不支持蒋介石当局全面“反攻大陆”,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准备和对大陆的“有限反攻”行动,既可振作台湾的士气和民心,又可从外部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促使大陆内部发生变乱,这是美国政府所企求并竭力予以支持的。

      在上述的冷战格局背景下,蒋介石当局构建起“反攻复国”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军事体制,而美国则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美国的支援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蒋介石试图准备各种条件,等待适当时机,发动对大陆的军事反攻;同时不断地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小规模的骚扰性进攻和少量的中等规模的突袭性进攻。这个待机而动的反攻策略,即是所谓“待机反攻”。

      蒋介石于1950年3月在台北正式所谓复行“总统”职权,在其复职文告中, 鼓吹建设台湾复兴基地,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中国,实现“一年整训,二年反攻,……三年成功”①。同年5月16日, 蒋介石就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撤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称要集结兵力,确保台湾,立志“拯救”大陆同胞;还在书告中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复兴中华民国”的口号②。

      1951年上半年,台湾当局获得美国援助的可以武装20个师的武器装备,重新整编了2个军又6个独立师。同时,为策动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小股部队的袭扰,在福建金门岛成立“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还在浙江大陈岛成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而在台湾则建立“大陆游击总指挥部”。1951年5月, 以蔡斯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再啬对台军经援助,从1950年6月至1957年3月,美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共达20亿美元之多③。1954年8月,兰金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建议:“将(台湾)目前拥有的625000人左右的军队至少增加50%”。他认为,“经过充分装备和训练,这支力量可以提供多达3个军,每军15万人的中国野战军到海外作战,而且还可留下1个野战军用于防御。”④

      在这期间,蒋介石逐步确立“反共复国”的方针和政策。1952年10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七全大会”,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反共抗俄基本论”,正式将“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确定为台湾当局的基本“国策”和基本任务。1953年1月,蒋介石声称要加紧“完成反共复国”的准备,并强调在台湾贯彻“军事第一、反攻第一”的方针。1957年10月,国民党的“八全大会”又制定了“反共复国”的总方略。这次大会宣称,“及早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业,实为本党惟一任务。”⑤ 规定国民党在现阶段的行动纲领,就是“发挥组织作用,运用各种力量”,对大陆实施“党政军联合作战”,以“达成反共复国的总目标”⑥。台湾当局加紧编练军队,自1953年2月开始了系统的后备兵员的训练,在两年内首先完成第一批共11万名青年的基础项目训练,其中有16000名编入了正规部队。台湾陆军至此已编成21个正规师和9个后备步兵师⑦。空军到1956年底“5个喷气式作战机大队,2个常规运输机大队以及1个喷气式侦察机中队,都将配备就绪并能全部投入活动。”海军方面,美国“除给了若干布雷舰以外,还给了3艘本森级的驱逐舰,使它的实力提高到拥有73艘战斗舰艇和37艘其他船只。”⑧ 美国驻台“大使”兰金不无得意地写道:“到1957年,自由中国在自由世界中,拥有着最均衡的而且是亚洲第二个最大的军事编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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