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象征着“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与日本军事冲突的大致结束。其后的中日关系虽然仍是凶险不断，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国民政府并未与日本发生直接而且重大的军事冲突。 此一情形，除了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方针有关之外，亦不能忽视日本政府的意愿。若欲了解日本政府的意愿，则负责对华事务的主管机关——外务省的对华方针，自当不能忽略。 事实上，塘沽停战协定缔结之后的外务省对华政策，虽然可以同年9 月广田弘毅接任外务大臣的时点为界，与先前内田康哉外务大臣时期作一分别，但广田较具柔软性的“协和外交”与内田为了“满洲国”不惜彻底牺牲的“焦土外交”，仍是靠着底下同一群外务官僚的策划与推动。而这些外务官僚彼此在对华路线上的竞争与合作，实际上深深地影响着外务省以至日本的对华政策。 就相关的研究成果而言，目前学界的讨论多集中于中日双方接触与酝酿缔结塘沽停战协定的经过。① 对于日本外务省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则缺乏系统的考察。之所以会如此，当是因视外务省在缔结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之缘故。虽然这样的观点基本上符合史实，但是基于此一观点而不做外务省角色的探讨，不但会难以辨别外务省与军部在此一历史过程中的主张异同，更会忽略外务省对于中日军事冲突结束后的时局规划构想，造成难以掌握外务省在战前所发挥之作用的结果。② 因此，本文拟就外务省在塘沽停战协定缔结过程中对于黄郛北上的反应作为探查对象，来研讨当时外务省内部对华方策的路线竞逐与华北局势的关系。由于学界详细剖析塘沽停战协定缔结过程的研究专著颇多，因此在避免重复前人的研究，以及在篇幅限制的考虑之下，本文将尽可能地省略背景事实的探讨，而专注于外务省角色的解析。 在资料的使用上，本文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与已公刊的日方档案为主，并辅以中方的档案来探究此一问题。在切入的角度上，本文除了顾及军部与外务省的互动关系之外，亦将摆脱以往自上而下的观点，着重从现场外交官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并且分别看待东京外务省中央与相关联之驻华外交官的态度与策略，以研讨其互动关系及探查外务系统内部的政策轨迹。③ 二、黄郛出马与有吉公使的应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往后的中日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政府虽然在事变爆发之初，曾试图阻止事态的扩大，但关东军不但不理会日本政府的意向，反而逐步扩大事端，在1932年3月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造成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而日本政府的态度也逐步改变，转向追认关东军所造成的既定事实。 关东军扶植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并未因此停止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为了确立这个新建傀儡政权的统治领域，关东军在东北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行动，并且在1933年1月初占领山海关，2月下旬起接连展开热河及长城线的侵略作战。 一连串的事件让国民政府穷于应付，诉诸国际联盟的策略，虽然造成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的结果，但实质上仍未能遏止日军的侵略。热河省省会承德不到两周即被攻陷，省主席汤玉麟带着大批财物落荒而逃；长城线关自附近的作战虽然有喜峰口的胜利，但仍不能改变中国军整体的颓势。即便是中央军北上参战，也未能够取得扭转性的成效。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其优先目标是消灭共产党的势力，且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相当吃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蒋中正决定实行对日和解，预备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他以行政院长汪兆铭负责中央与对日事务，并与汪力拱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内阁总理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要职的黄郛负责华北。于是在蒋中正等人的恳请之下，与蒋有结拜兄弟关系的黄郛在4月下旬应允从上海北上。国民政府遂于5月3日公布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担任委员长一职，承担华北政务和与日方谈判的重要任务。 蒋中正属意黄郛坐镇华北并非临时决定。1932年8 月即因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不符期待，故力邀黄郛北上，以备和日本谈判之需。但此时适逢汪兆铭与张学良交恶，导致中央与华北政局多变，故黄郛终因华北局势混沌不明而予以拒绝。不过，蒋中正此时已建议黄郛可尝试和日方接触，并不时将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送给黄郛参考，因此黄郛此后便在上海和日方有所接触。④ 1933年热河之战的耻辱结果，让张学良在3月上旬因舆论的指责而下野。 黄郛的出马，即带有中央欲北上填补华北权力真空的意义。此时国民政府在张学良辞职之后，即已指派何应钦担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以负责华北的军务，但蒋中正为收统筹之效，拟以黄郛负责华北的党务、政务，以及军务。不过，黄郛以自己并非国民党员，且何应钦已负责军务等理由加以推辞，仅接受了负责政务的工作⑤，由此点即可看出蒋中正对黄郛的高度期待。事实上，不单单只是蒋中正，汪兆铭也大力支持黄郛出马。⑥ 因此，黄郛出马的意义，不仅仅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方策正式转换为直接谈判，亦代表着蒋、汪、黄三人对日缓和路线的形成。这种透过黄郛以对日拖延，并求取华北中央化的目标，事实上也是蒋中正本人的企图。⑦ 持续与日方来往的黄郛，在4 月中下旬即多次与公使馆武官辅佐官根本博等人接触，打探关东军等方面的态度。对于这位留日且始终未入国民党、被各方视为亲日派的黄郛，日方认为是个极为诚实的人物，评价普遍不恶⑧，驻华公使有吉明⑨ 对黄郛的出线更是寄予了高度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