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6 ）03—0072—07 关于苏区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的变迁作用，以往史学界多有涉及，尽管视角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如汤家庆《中央苏区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文化》、李小平《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何友良《论苏区社会变革的特点和意义》等。研究苏区社会史的代表作，何友良研究员的《中华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一书，从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两性关系结构和苏区农民社会生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革命对乡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认为革命使苏区乡村发生了“富有成效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社会变动”[1](301页)。 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是社会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2]。“长时段”理论认为，革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溅起的小浪花，社会结构则是历史长河中的潜流，它长时间不变或者变化极慢，是“十分耐久的实在”[3]。根据这一理论，笔者以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富有成效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社会变动”。由于已有研究成果对中共推动苏区农村社会变迁的措施及农村社会剧变情况，有太多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本文仅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弹性、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冲击的有限性、革命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的反弹三个方面考察苏区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变迁的作用，旨在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 一 土地革命前江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弹性 江西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闭合的地理单元。从境外看，江西的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省境四周高，中间低，东、南、西面分布着怀玉山、武夷山、大庾岭、九连山、井冈山、幕阜山等一系列山脉，把江西与邻省分隔开来。从境内看，江西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可谓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但江西的水系均发源于四周的群山，随地势由四周流向中间的鄱阳湖，除了在北面的湖口能与长江连接外，江西所有的河道都是在境内打圈。在近代公路、铁路交通兴起以前，江西是一个难进难出的“死盆地”。江西的地理环境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宜农性。其地形特点是周边山脉的内侧丘陵广亘，整个地势，由外及里渐次向鄱阳湖倾斜，形成了众多的丘陵与河间盆地，如吉泰盆地等。五大河中下游，分布着冲积平原，如鄱阳湖平原等。江西的丘陵、盆地和鄱阳湖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非常适宜于农业耕作，无数的传统村落就分布于其间。 地理环境就像历史长河的河床，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社会结构演变的格局和方向。由于地理环境具有封闭性和宜农性，所以，江西农村社会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相对地保持了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色并具有巨大的弹性。 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在经济上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由于江西地理环境具有“宜农性”，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江西十分发达，这种传统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土地革命前夕。诸多的史料记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赣州府志》记载：清同治年间，赣南一带“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九江府志》载：赣北各乡农村“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广信府志》载：赣东各县“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南昌县志》载：宣统年间，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南昌县各地农民，也是“耕以足食，织以致余”；直到土地革命前夕，赣西北广大农村“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农民家给人足，有性颇懒。……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如宁冈的茅坪，遂川之黄垇、水井等是。有些地方还是杵臼时代。……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4](18—20页)。 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之二是在社会组织上保留了比较多的宗法家族制度。近代江西是宗族制度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清代李绂评价说：江西“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尊祖敬宗收族之谊，海内未可或先”[5]。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土地革命之前。如1928年毛泽东调查井冈山根据地几县的情况后说，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分布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6](69页)。1929年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同样也提到赣西南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4](14页)。对这种情况，当年参加革命的人士也多有提及，如陈奇涵回忆说，革命前江西农村“宗族社会的传统习气浓厚，规模宏大的宗祠到处林立”[7](1页)。肖华在回忆中也谈到，革命前兴国“每个姓都有一至数个祠堂，一个祠堂可以驻一个连”[7](392页)。这类记载比比皆是，说明直到土地革命前夕江西农村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 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之三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在自然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江西传统文化也非常发达。江西古代书院文化之发达是学术界公认的，江西不仅是古代书院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其建置数量之多亦居全国各省前列，其中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举世闻名，其办学质量之高为时人交口称赞。古代江西的科举文化也非常发达，据统计，唐至明清江西考取进士、状元的人数一直位居全国各省前列。历史上出现过一大批文化名人，诸如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朱熹等，他们提出了许多有深刻影响力的理论和学说。江西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封建理学的“义理之说”在江西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根深蒂固。江西发达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成世代留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依据和标准。到了近代，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江西人形成了明显的落后保守的人格特征。首先，江西人有浓厚的小农意识。江西土肥水美，气候适宜，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江西的确安稳而又富足。这种情况，削减了江西人拼搏奋斗精神，使江西人容易满足现状，不思积极进取，缺少开拓创新精神。因此，近代以来江西人那种土里土气、安于贫穷的老俵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242—246页)。其次，江西人思想封闭保守。江西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难得，导致江西人视野比较狭窄，容易拒绝新事物。比如，近代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活跃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之一；洋务时期，其他各省洋务企业办得红红火火，江西却一个都没办；戊戌变法时期，全国各地举办新式学堂，江西经多方努力，有影响的学堂还是没办成，主办者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的感慨[9](297页)。以上说明近代江西还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