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6）03—0129—0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时代最强音。然而，“中华民族复兴”的观念和类似话语却并非始于90年代。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它就已经蔚为时代思潮，甚至成为社会流行口号。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话语的兴起和发展，至今似未见学界有专门系统的历史论述，故本文拟抛砖引玉，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芽状态，至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等在清末时所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1] 清末十年特别是进入民国后，各种复兴民族的提法和思想主张，在许多政治派别和不少个人那里，也都曾零星片断地出现过。但作为一种带有现代“民族”意识、并以全民族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影响广泛的社会强势话语和时代思潮，那种明确以“中华民族复兴”为表述符号的观念形态和有关话语的正式而大量的出现，还是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该观念一旦形成，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30—40年代。其中，国社党、国民党等对这一观念和话语的流播，起到了某种倡导作用，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则成为其直接的动因。 1932年5月，以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后改名为民社党）创刊《再生》杂志，明确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兴方案供大家讨论，可以视作这一观念全面蔚起、有关话语大势流行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杂志“创办启事”曰： 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2] 将这里所注明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文艺）复兴”。这观点的提出和论说本身，在当时及以后的各种复兴主张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丧权失地等一系列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张君劢认为“复兴民族”已成为当时中国“极重要且富有兴趣之问题”[3]，因而把“中华民族复兴”这面大旗鲜明地标揭出来。在《再生》杂志上，围绕着这一主题，他先后发表了《我们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和《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同时，他还以“再生社”的名义，将其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有关演说收集在一起，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张君劢的这些论著，“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原则，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智力和民族意力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这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4] 不过，一开始，张君劢的“中华民族”观念中还明显包含有同化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汉族文化优越主义的倾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某种以汉族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弊端（后来当然有变化）。① 他所谓的“民族复兴”也主要倾注在学术文化方面，致力于确立所谓“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这从其所拟定的《再生》杂志英文名为“民族（文艺）复兴”可知，实际上也体现了整个抗战前后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如此，他的有关努力，在30年代初，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整体勃发和延续，仍产生了值得重视的积极影响。 与《再生》杂志的出现几乎同时，较早宣称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为宗旨的期刊《评论周报》也创刊于天津。同年9月，直接以“复兴”命名的《复兴月刊》，又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创办于上海。接着，宏观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著作，如吴赓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等，也纷纷得以出版。② 此后，各种公开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来研讨各类问题的期刊杂志、专著、丛书、团体组织乃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到了40年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日渐普及，有关论说也更加深入，在这方面，黄埔出版社于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不仅论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性和关键点，还阐述了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可能。至于说以“民族复兴丛书”名义刊出的书刊以及设题探讨“如何复兴中华民族”之类问题的书刊，就更难以数计了。由此，一场声势浩大、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达近20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然兴起、蔚然可观，其话语声调之高亢、内贯情感之高昂、思想内容之驳杂，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中都是极其突出的。 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及其蒋介石政府，也自觉而迅速地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并竭力将其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一方面，它以此来抨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为“非民族”，攻击其为民族复兴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则以之激发民众的抗日情绪，为其自身的抗战建国目标服务。在这场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主旨的舆论宣传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僚们是相当积极的，他们到处演讲，或撰写专论，俨然以“民族复兴”唯一可靠的领导者自居。如蒋介石于1934年就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了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10篇言论。③ 同年，还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胡汉民和阎锡山则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④陈诚也发表了几种以此为题旨的作品，他将“抗战时代”视为“一个民族复兴大时代”的论断，还得到过许多人的认同，被广泛地引用和阐发。⑤ 这些由国民党大员发表的演说或论著，都曾一再作为宣传材料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各机关单位，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