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 D6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3—0066—011 本文所论析的全民整风运动，不是指1957年4月底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 而是指由全党整风运动发展而来的自1957年8月开始大致至1958年8月结束的广及全民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持续时间长、规模大、 影响深的政治运动。 它与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两回事。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曾指出：全民“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应该把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胜利完成全民整风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①。由此可见这场全民整风运动在当时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对这次全民整风运动略作探讨。 一、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拉开全民整风运动序幕的是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形式在农村中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社的稳妥发展受到批判，随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急剧发展。原定15年左右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使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分配上有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1956年全国总体上有10％至20％的农户减少了收入，其中大多数是富裕中农。再加上高级社创办之初，经营管理、 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一些弊病， 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这些问题诱发的社员不满情绪便凸现出来，引起了一股“闹事”、“退社”风。 农村一些地方出现闹事、退社事件后，各地的党组织对发生闹事和退社的原因，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普遍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到1957年夏，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干部对农村出现的问题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农村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讲话在部署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明确指出，少数要退社的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② 很显然“三批判”的核心在于批资本主义。批判、教育的办法是，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③。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等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指示》强调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④。8月10日，《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随即，整风在农村开展起来。 在将农村退社、闹事现象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工矿企业中的工人罢工、少数民族地区中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现象，也被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9月12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工矿企业、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之后，以两条道路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扩展到民主党派、科教文领域、工商界中，当时党政军机关的整风也在经过反右派斗争的第二阶段之后，恢复了原来的整风，进入第三阶段，即着重整改阶段，从而与各领域的整风运动共同形成了全民的整风运动。 二、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概况 （一）农村中的整风运动 农村中的大辩论主要是围绕合作社是否有优越性和应不应该实行统购统销两大问题展开的。在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之前， 一些地方实际上已开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发出后，各省立即做了传达布置，先在部分地方进行试点，到9月初，这一大辩论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 大辩论的方式主要是大鸣大放大争论。为此，报纸等舆论工具发表文章大肆鼓励干部和群众“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并且认为能否放起来、能否放透，是运动顺利或失败的关键。在各级组织的动员之下，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围绕辩论的两大问题以及整社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大鸣大放，提出的大量意见涉及农业社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问题。又由于社干部广泛动员并有意识地诱导农民将各种意见都鸣放出来，一些人在鸣放过程中难免讲过头话甚至错误的观点，主要是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有意见。对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大辩论的指示中也曾明确提出：“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⑤ 但在实际整风过程中，这一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出现了过分批判和打击农民群众等偏差。如在大辩论中对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的宣传和批判就是出现这类偏差的典型事例。 刘介梅出身雇农，三代要饭，解放后担任湖北省黄冈县马曹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他在农村的大辩论中表示出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不理解，发牢骚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这只有鬼相信。……要农民拥护共产党，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县委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就不如土改那两年优越。”⑥ 他的牢骚触及了十分敏感的重大的方向性问题。大家与他展开大辩论，实际是大批判。刘介梅也“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⑦。然而事情还远未完结。1957年9月12日，湖北省委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开展“刘介梅思想转变”的讨论。《湖北日报》在相关社论中指出：刘介梅“这种现象正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这样的尖锐、复杂和深刻”⑧。最后刘介梅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典型予以宣传和批判。9月17日，《人民日报》以《为什么“身在百花园中却闻不到花香”？资本主义思想使刘介梅迷路忘本》为题，首次报道刘介梅事件，将刘介梅的言论定性为“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恶意攻击党的政策”。9月30日、11月28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对此发表评论。同年12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举行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针对展览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农村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⑨。这说明当时在农村的两条道路大辩论中，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没有顾及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合理要求，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教育农民弄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最终使得广大农村中形成了不敢冒尖、不敢致富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也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