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如下事实，很少受到中共历史研究业内人士的关切：党史研究缺少批评的参与，似乎没有这种批评的存在，研究活动同样可以自得其乐。党史批评——一个为讨论问题提供方便而取的称呼，其实质内涵，包含了对所有中共历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种学术性评论。批评即评论。批评已超越党史研究成果——进入公共学术领域的文本——所设定的栅栏，它是一种业已固定化文本的再阐释，结果是一种意义再生产。换个表达方式，党史批评是对党史研究话语的再生产，其本身亦可构成另一种话语，并演化为各具样式的话语类型，这就要看批评方式是如何的构成。但无论如何构成，党史批评话语类型锁定的目标，都一致性地在于揭示党史研究文本话语的意义——通过对这种文本话语的分解、阐释、判定、鉴别、评判等功能来实现。 一、话语阐释：党史批评的核心 只有启动阐释，党史批评才有可能进入话语构成，形成批评话语。不过，批评话语之于文本话语并无先天的优越性，反倒可以说，文本话语理所当然地支撑了批评话语的可能性。在价值层面上，这两种各自言说的话语类型，是意义平等的，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因为各自的言说边界相异，在学术共同体内形成一前一后的逻辑队列。显然，文本话语——党史研究最终以文字符号按一定的历史叙事形式，构成具有内在自足性的学术文化代码，这种代码是构成党史批评可能性的基石，而阐释正是重新编排代码的过程。这里，任何用单纯句子表达的党史本事的批评性阐释，都尚未形成话语，因为按照现代话语学，“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① 显然，话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维度的指谓，如在福柯知识系谱学中即是如此。这里无须纠缠“话语”一词的原始起源。研究福柯的一些专家认为，尽管福柯“话语”概念充满矛盾性，但“对福柯而言，话语是由那些彼此关联的陈述构成的。它们共享一个空间，共同建立语境；它们也可能会共同消失并为别的陈述取代。”② 但是，福柯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话语的所谓关联性陈述，按照弗兰克的引申，福柯“声称话语并不是个别地编码的，而是通过一种权力意志的介入。”③ 话语只有在权力场景中才能够被界定，而权力就是某种关系，即知识生产与权力机制共存于一个共生体内的关系。我们一旦阐释话语，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权力——尽管在其中可能存在极复杂或细微的多元因素，但正因为这种多元因素的左右，话语阐释引导人们的关注从说什么转移到怎么说。这样，阐释就有可能产生能被理解的新话语，一种新的文本又再次诞生。 阐释——正如我们在谈论的党史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文本话语的批评原则。阐释是所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理成立的基础。按照现代诠释学的提示，阐释的基本功能在于将一种意义关系从一个世界（被分析的文本）转换到了另一个世界（被理解后的新文本），这是一个从陌生化含义过渡到被重新理解的话语转换过程。党史批评——尽管目前从知识体系上说，它还不成为一门学科，但与其他学科化知识类型一样，就阐释本身而言，它是处在党史文本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中。在这里，党史文本是已编纂成型的学术文本，它既可以是专业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也可以是一部独立成型的学术专著，当然也可以是一篇专门的学术演讲报告，它们的共性都是由语言文字符号构成的，而文字符号实际上是某种含义的代码。党史批评需要阐释，正是因为需要破译这些代码。 解码过程实际就是将一种陈述话语转换成另一种陈述话语，而这个转换的前提便是文本理解。理解与阐释不同，但它们之间又是同构的。对党史文本的理解，是党史开展阐释批评的前提。这两者——理解与阐释，是同时产生在整个批评过程中的。当对党史文本的批评一开始，理解活动也就开始，阐释借助于理解得以展开。由于党史文本的生成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其一是原始材料的分析、取舍、使用等，直至用文字符号表达成文本，这一连串的“制作”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其二是作者与所叙述的事实存在时间距离，他不是现场的直接观察者，因而本身也限制了对事实叙述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而最终形成的文本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意味着文本具有陌生性，破解陌生性内涵的文本意义，首先必须经历理解过程，有如伽达默尔所称的“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时间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④ 在理解活动展开的情况下，对解读党史文本意义的期望，将会转换为引领阐释活动。随后的党史批评正是建立在相应的阐释活动基础上的，而阐释的深度与广度又决定了批评的深度与广度。阐释（当然经过阅读）是在高于理解层次上对文本的分析与判断，继而呈现新的评判姿态，这种“姿态”可以是是非之分，也可以是价值褒贬。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阐释的过程，而通常情况下，对于批评而言，后者来的更为关键。党史文本一旦产生，假如对它展开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的评判，这就标示以阐释为主体的批评话语开始运作，也同样意味着党史文本从话语生产进入意义生产。也就是说，党史文本经阐释而被重新厘定的价值已锁入一定的代码，获得新的解释和分析，最终形成展现在公共学术领域中新的文本话语——它的价值取向，可能是肯定性的，也可能是否定性的，当然也可能介于中间状态，被中性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