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3—0134—06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史研究，尤其是学术思想与流派的研究方法，以后来的观念为主，还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充分尊重历史的原生状态和时序先后变化发展过程，路径分明。理论先行，观念预设，角度新颖，条理清楚，但也有可能使历史感被弱化，甚至将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且学术派分的得名，往往非自号，而源于他称。因而，考究学派名称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具体的过程，就显得非常必要。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极盛一时，遍布全国，但主要派别究竟有多少，学界见仁见智，分别有梁漱溟的邹平村治、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黄炎培和江问渔的徐公桥职业教育以及高阳、俞庆棠的无锡民众教育几大派别①。实际上，按当时人的看法，主要各派的数目，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这些派别概念在当时怎样出现的、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因此，重新考究乡村建设派分的概念形成史，不仅能够丰富乡村建设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为学术史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乡村建设派”这一笼统称呼之下，包含众多的派分。按当时人的看法，划分乡村教育的派分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两极的比较归纳；二是多元的区别分析。 二、形成的路径 （一）、两极的比较归纳：从两说到两派。1933年1月， 舒新城在《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一文中，将最近五年之教育思想的转变简括为“在功能方面，由教育的神圣观转变到教育工具观，在内容方面，由治术教育转到生产教育，在形式方面，由都市教育、人才教育转变到乡村教育、民众教育。”其中，谈到乡村教育的思想时说：“数年来虽有不少的主张，但归纳起，可以下列二说为代表。甲、乡村生活改造说。倡此说者为陶行知。……乙、乡村建设说。倡此说当推梁漱溟为代表”，并具体比较了两者的不同：“他与陶氏虽然同样注重生产教育，但其出发点却完全不同：陶氏以教育为基点，故首先注重于乡村学校之改革，逐渐及于乡农乡政；梁氏则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研究的对象，于发现乡村问题之重要后而注意于乡农教育。在陶氏理论上，改造乡村学校是方法，改造乡村生活是目的。在梁氏则办乡农学校、改进乡村，均是解决中国整个问题之手段”②。这是目前已知对乡村教育学说较早进行划分的记载。该文的发表，制导了以后权威教科书以及教育思想史名著，关于乡教派分主要分成两大派的观点。 1934年7月，陈青之在认同舒新城对两家的不同点所作的比较， “尚属恰当”的基础上，从学科理论的角度，将“两说”换成“两个系统”：认为“且不仅出发点不同，两人的精神与态度也不一致。陶氏是注重科学的，其所创作多带西方的色彩；梁氏是研究哲学的，其所表现多含东方的精神。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理论和方式，形成了两个系统——前者以改造乡村生活为目的，后者以建设乡村社会为目的”③。任时先在1936年12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提到乡村教育思想时，同样引述了舒氏比较陶、梁相异处的观点，谓“年来乡村教育思想亦很纷歧，但归纳起来，不外下列两派。一是“乡村生活改造派”，首倡此种主张的是陶行知先生；二是“乡村建设派”，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④。这是目前为止所知学界最早明确用派来划分乡村教育的做法；也说明陶行知的学说，在30年代中前期的教育界就有较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理论本身的出现早（1927年）和在乡教史上开新纪元的地位，并非全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因素。但是随着晓庄被国民党查封，按照后来流行的东西新旧时空价值标准，平教会的地位上升，逐渐取代了生活教育派的位置，与乡村建设派一道成为乡教的两大主力。 1933年9月，章光涛在《东方杂志》撰文称：“以作者个人的末见， 中国现时教育的重心，不在于侧重高等教育的专门化，而在于广大的人民生活教育之普遍化。在目前复兴农村运动之下，应使劳动生产教育和扑灭文盲运动与发展农业生产形成整个的工作；所谓东方文化派的乡村教育，与美国式的平民教育，皆不足于解决当前三万万以上的农民之迫切需要”⑤。这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被称为“东方文化派”，美国式的平民教育显然是指晏阳初的平教会。1935年9月， 隶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李紫翔，本着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以是否直接依赖国际物质和人力为主要标准，将“普通可称为村治派，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划入乡教运动中的“旧派”，而把邹平以外，以平教会“定县主义”为代表各派归为“新派”，加以批判⑥。尽管连作者本人也觉得把邹平以外的各派都归入“新派”不太妥当，但将乡村教育赋予新旧两派的价值判断的观点对日后影响深远。 （二）多元的区别分析：从“有实无名”，到名副其实。1934年11月27日，赵演在列举各地著名乡教单位时，认为“以民众教育从事乡村建设之事业，年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举其著名者如定县之平民教育促进会，北平师大创设之民教实验区，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属之二县改实验区，无锡教育学院所从事之种种实验，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清河所办之社会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之徐公桥改进事业，河南教育厅与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之洛阳民教实验区，皆其较著者也”⑦。这只是列举各地著名乡教单位，对各家的特点并未点明。1935年之后，随着乡教的进一步发展，学界开始侧重从所属机构性质、工作目标、入手方式和内容等特点，条理、类别各地乡村教育。这可以视为一种准派别式的划分。1935年9月， 李紫翔从各派的归属性质上，认为“政治机关”者有江宁、兰溪实验县和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学术机构”则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和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私人团体”有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等⑧。孙晓村则以“工作的路线和目标”为准绳，认为从事乡村建设的最主要可分为“七种类型”或“七大阵容”：第一种代表，以晏阳初为首的定县，以教育改进农民生活；第二种代表，梁漱溟领导下的邹平，以习惯代法律，以柔性的教育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第三种代表是彭禹廷为代表的镇平，纯粹以自卫出发；第四种代表江宁、兰溪，从改革县政入手，自上而下；第五种代表，专门从事合作社的组织和推广，以改造乡村社会，华洋义赈会最典型；第六种代表，以实验并推广优良的农产品种为主要的目的，金陵、中央两大学属之；第七种代表是燕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设立农村改进区以改进农村的各种不足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