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籍革命史人物群体产生的原因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惠康,湖南科技大学 科研处,湖南 湘潭 411201 李惠康(1968—),男,湖南湘乡人,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湘籍革命史人物群体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多维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包含两个因素:一是环境与传统的影响,特定的地域环境,湖湘文化的熏陶,湘籍人才之间互相帮带、扶植和举荐,湖南人行为形象的霸蛮勇武与愚忠;二是近代化进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湖南工人阶级队伍的产生和壮大,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带动和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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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6)03 —0093—05

      江泽民同志1991年3月来湖南考察工作时曾说:“湖南人杰地灵, 历来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近代以来,湖南出现了许多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许多英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1] 从下面一组数据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湘籍历史人物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地位: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70名会员湘人占了30%,中共“一大”时期,全国50名党员湘人占了30%,十大元帅湘人占30%,十位大将军湘人占60%,57名上将湘人占33%,中共党史上46位杰出人物,湘人占34%[2]59。这些湘籍党史人物的重大历史影响一直为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在权威党史人物研究著作《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中,收入湘籍人物传记137篇;《三湘英烈传》8卷,收入湖南革命先烈的英名和光辉业绩643篇;《长沙英烈》7卷,载入340篇,各地、州、市、县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统写、编纂的传记数十本,英烈俊彦不胜枚举。仅已正式出版的传记专著,就有《周小舟》《王延春》《谭余保传》《谭震林传》《黄克诚传》《贺龙传》《彭德怀传》《谢觉哉传》《徐特立传》《宁乡四髯合传》《何叔衡传》《陈赓传》《邓华将军传》《蔡和森传》《向警予传》《夏明翰传》《滕代远传》《林伯渠传》《曾希圣传》等。

      湘籍革命史人物灿若群星,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普遍关注,研究者普遍认为,近代湖南出现了5个人才群体:第一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 以陶澍、贺民龄、魏源为代表;第二批出现在咸丰同治年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为代表;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第四批出现在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诩武为代表;第五批出现在“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为代表。人才群体是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现象和区域人才现象。作者以第五批人才群体产生为个案,探析湖南革命史人物群体产生的原因,发现群体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多维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包含诸多相互影响因素。

      一 环境与传统的影响

      (一)特定的地域环境

      湖南地处内陆,两面环山,一面临湖。古代老百姓性情倔强,风气不开。经过几次大的移民,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联姻,衍化出所独有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乐于成才。明初和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人的性格和民风影响甚大。两次大移民,都是由于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大批外地人移入湖南,这种人口的重新组合,使湖南出现新的民风。因此,伍新福等人在《湖南通史》中认为,新移民的开拓进取精神,汉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融合,使湖南人逐渐形成了反抗、坚忍、敢作敢当、忍耐刻苦、威勇强悍的气质,常被人称为“骡子”、“蛮子”。这种人文特征与辣椒的精神内质相通,湖南人借辣椒的冲劲来抒情、寄意、壮怀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交通逐渐发达,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易于传播,为湖南人走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成才之路提供了便利。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顺应时代的要求,理所当然成为了改造社会的典型代表。

      (二)精神文化

      湖湘文化的熏陶,是湘籍党史人物成长的底蕴。楚文化是一种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与老庄哲学冥冥相通的文化,它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在山野皇廷之间反复的屈原,这个有着狂热政治激情的壮美生命,最后沉江自杀,这一沉,便奠定了湖南人浪漫多思、激情狂热的感情基调。接下来千年岁月,湖南人一直以僻荒蛮夷的形象出现在国人的视野。宋、元、明期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北人南迁,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四塞之国的地理屏蔽,给这个处于山水重围之中的区域带来了小小的文化冲击。湖南人小心地维系着楚文化的道家渊源,开始把自己纳入正统的儒学体系,又极具包容性地吸纳了佛教教义中严密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南宋时,胡宏、张拭等人在湖南讲学,形成为一大学派。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则成为湖湘文化的摇篮。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湖南著书传徒,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崇尚实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首先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为其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早年曾说:“曾、左吾之民,黄、蔡邦之模范。”在长沙省立一师读书期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交结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共同努力”。“毛泽东对谭嗣同、王船山以及康德的著作,都发生很大的兴趣,加以深刻研究”。在一师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毛泽东认为他“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他非常强烈地信奉他的伦理学,并力图鼓励他的学生立志做一个正直善良、讲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3]38。通过杨昌济, 毛泽东认真地学习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著作,继承和发展了从王船山到杨昌济一脉相承的湖湘文化传统,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主启蒙思想。

      此外,湖南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如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维汉、肖三、周士钊等人,都是杨昌济的学生,都受到其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在杨昌济的教育下,他们勤奋学习,积极向上,关心社会,志同道合。毛泽东、蔡和森创建了新民学会,砥砺品行,针砭时政,“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3]179。他们立志推动时代进步,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产生了湖南第一批党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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