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历程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谢春涛(1963—),山东临沭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1956年,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此后,进行了长达20年的曲折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阶段的探索启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关系的变动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必须正确理解马列主义;必须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文明成果;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消除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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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6)02—0003—06

      从1956年到197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所有这一切,都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出这一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中国社会即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二是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过去几年从苏联学来的东西。总之,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也有可能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 八大前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

      1.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 这就在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当成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2.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纠正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错误时, 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共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强调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1957年1月,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保持财政收支、物资供应和银行信贷三大平衡的思想。毛泽东则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指出,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3.开始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要求。中共八大确定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一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作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的一些具体规定。

      4.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

      中共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提出国家政治生活应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刘少奇论述了如何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的问题。

      5.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2](P160—162) 毛泽东也在会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此外,这一时期的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还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可以保留一部分私人所有制的论述,关于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的指示,关于学习外国经验和加强、扩大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处理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等。由于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导,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取得上述成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基本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另外,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也是这一时期的探索能够取得积极成果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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