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 （2006）02—0059—06 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局面。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量牺牲，党的组织体系受到反动政权的严重摧残而一度支离破碎。中国共产党处于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作重心由城市向乡村的逐步转移，党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任务也因此和以前大相径庭，许多此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不再适用，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开始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始重建、恢复和发展组织。当时，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②，共产国际以及在这一组织中起特殊重要作用的联共（布），对这一进程无疑起过重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表现在哪些地方？对中共的自身建设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借助俄罗斯近些年首次公布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此作一梳理和分析。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土地革命初期中共自身建设的正面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是工人阶级还来不及建立起组织坚强、人数众多的共产党”③，而“革命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竭全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他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大大加强了对中共自身建设的指导工作。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共斗争形式转变的推动上。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处于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这和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的一贯要求是分不开的。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⑤ 但是，随着大革命后期尤其是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前夕革命形势的日益紧张，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秘密机构并使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秘密状态。”⑥ 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共产国际又明确指出，在“阶级矛盾进一步急遽激化”，“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迅速而及时地改变口号，必须及时调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对变化了的形势积极作出反应”。在政策和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作了七条规定，提出：“鉴于有遭镇压和屠杀的危险，要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⑦ 这一决定的发出虽然晚了些，但对警示全党，推动全党紧急应变，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决定发出后不久，武汉政府即公开反共，并大肆屠杀革命工农群众。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24日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反对武汉政府的反动政策，并明确提出：“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⑧ 此后不久，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进一步提出：“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鉴于“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会议还规定，“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否则“都应从严惩办”。⑨ 八七会议之后，党迅速实现了工作方式的转变，由公开半公开状态逐渐转入了秘密状态。 此后，在如何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作出了一些好的指示和建议。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代表瓦西利也夫在为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中，关于“秘密党的组织原则”，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一方面，“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这种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立刻忘记，党的机关和一切党的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中去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因此，“党应当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的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的工作机关”。⑩ 此外，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还多次强调要在秘密工作中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保密意识等，这些对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给予中共以较为正确的指导。 首先，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和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加强党内政治和思想教育，是中共在早期建党工作中就比较注意的一个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优秀分子加入党内，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带到党内来，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紧迫。共产国际也看到了这一点。中共六大前夕，斯大林在接见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时，就曾提醒说：“中国同志多只做实际工作，但不够，要多注意发展党员的觉悟，马列教育。尤其是马列主义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以及新奋斗的知识分子。此责任是传达马列新作，不是只‘打倒’、‘万岁’而已！”(11) 不久，共产国际六大又指出：“随着党员群众政治水平的提高，要加强对他们的理论教育工作；要组织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以及对中国革命以前阶段（武汉时期、广州起义等）经验教训的系统宣传工作。”(12) 对这些正确主张，中共表示完全接受。在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在支部的工作任务方面特意增加了“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13) 等新规定。在其后发布的一系列党内通告中，也对相关内容作了深和的阐发和规定，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改进支部生活。土地革命初期，党的地方组织受到了反动政府的残酷摧残。仅1928年一年，湖北省委就遭受三次大的破坏。山西、陕西等省委同中央失去联系，湖南省委被迫迁往上海。保存下来的一些地方组织也几近于瘫痪状态。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限于白色恐怖的国内环境，以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工作的进展状况并没有使共产国际感到满意。1928年2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现状及其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在谈及中共的组织状况时，他批评道：“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上层的组织。以加强基层支部这一基础来说，它没有做什么事，没有较好的各级委员会，没有与群众联系的传动带，没有工会，不会做农会的工作。”(14) 这些话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在地方组织建设上的薄弱与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