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7年，这是中共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10年，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有好几次还濒临了灭亡的境地。但也是这10年，党最终克服了各种困难，并以一种全新姿态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战场。若从党建史的角度看，也同样经历着这一落一起的过程。这程度不同地反映在工厂、学校、农村等党组织建设的各个方面。本文就试图对这一时期高校党的建设状况作一番探讨。 一 1927年国民党执掌政权后，随即严令清党。在广州，军警甚至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视为共党予以逮捕。① 国民党还惟恐此不足以遏制中共及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于是，一面严肃查封一批“异端”学校，如上海大学、大陆大学、华南大学等；一面又强力推行党化教育，以训练党员的办法来训练学生，力图实现学校教育的国民党化。此外，1930年12月6日， 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发了《整顿学风令》，“宣布一切罢课、集会皆为非法”。随后蒋介石签署的《告诫全国学生书》又宣称：“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② 政府的高压政策引发了青年学生的心理恐怖和意志消沉。“什么共产党、第三党、国家主义者、改组派，天天你反对我，我反对你，闹个不休，究竟谁是对的，谁能领导革命成功，谁又有这样的能力去辨别呢？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受环境的支配，在这样严重复杂的环境下，我又有什么力量呢？我是个弱者，我只有看看小说，谈谈恋爱，陪爱人作乐”③。这是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虽然在八七会议后的两周内中共中央即通过了第六号通告——《今后学生运动方针决议案》，对新形势下学生运动的原则和方式以及学运中的组织形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仍然不能打破大革命失败后学生界的冷清局面。据中共巡视员从上海沪西区发来的报告，该区党部仅有的两个高校支部也难以为继。其中大夏大学“同志七人，仅一人工作，不发宣传品，最近决定澈底解决，下警告或开除”，“南洋医大——同志六人，对问题注意，但不能工作”④。在中共的发源地北京，虽保留了12个高校支部（如表一），但“因同志恐惧甚深，工作能力薄弱，甚少成绩”⑤。而对党发起的一些群众运动，“同志多是消极的，认为只是入了党，无办法才去”⑥。 （表一） 名称 人数 备注 北京大学支部 30 开展读书运动、复校运动。斗争中同志多畏惧，不敢提自己的口号。 法政大学支部 12 开展读书运动。支部能开会，平均无工作。学生会中K.M.T.（指国民党）占多数。 民国大学支部 2 朝阳大学支部 18 最近恢复者。 中国大学支部 7～8 师大支部 7～8 工大支部 2 艺专支部 3 甚消极。 平大支部 1 女师大支部 1 燕大支部 4～5 农大支部 7 资料来源：《顺直省组织状况一览表》（1928年12月□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 但政治环境的恶化终究让青年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平静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后即刻在学生中掀起轩然大波。一时各地学生纷纷进发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示威。从组织上讲，这场学生运动并不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但分散在各地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些地方党组织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运动的勃兴也给中共在学生中建党提供了极大空间。但是，中共却没有抓住这一大好时机。 以北京市为例。据1931年12月的《北平市委组织工作报告》载，中共在北京学生中有9个支部共32个党员（如表二）。倘若把这一状况与1928年12月时的情境（如表一）作一对照，就更能说明问题：党影响的范围是扩大了，但党的组织自身却缩小了。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加剧。1932年1月，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德承（顾卓新）发现了这一问题：“从反日斗争开始到现在，党员每支部数量不但未有增加而且大大减少（从前城区有七个学校支部现在只剩二个），在质量方面也没有很大进步，但组织状况随斗争开展而缩减了，这是实际情形”。他要求“在支部会议上详细讨论组织工作，坚苦的给同志们解释斗争中发展组织之意义”⑦。然而当时中共领导层“左”的倾向已逐步渗入高校党的肌体。是年3月， 刘德承也被解除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表二） 名称人数 备注 民大支部5 此为北平（京）市模范支部。现领导读书会（20余人），民众学校（200余人），出版抗日周报、壁报。 师大支部2 支部有2人因取消派被开除，1人转入其他支部。现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会（约30人），反日周盟（25人）， （城区） 社会学系团（10余人）。 中大支部3 支部领导20余赤色群众，180—190名反旧学联学生。中山文化研究会、国际总量研究会出版的文学周 （城区） 刊、国际周刊，俱由支部和社团领导。 工大支部1 支部原3人，后1人被开除，1人脱离组织。现领导反帝同盟（6人），出九星x报和壁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