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06)02-0013-04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盛会，史学界称其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但仅在一年左右之后，其许多正确路线和探索就被中断，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的历史地位才重新被恢复，学术界对八大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成果显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其历史贡献及不足、路线中断的原因以及对比史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对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1 对八大历史贡献及不足的研究 首先，中共八大正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的学者认为1956年前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长期性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正确历史方位缺乏认识，不知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八大并没有将我国的国情完全搞清楚。[1] (p474)有学者则提出，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比较贴近实际——较为正确的概括——偏离社会实际而作出错误判断”的发展轨迹，认为用这种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必然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沉痛的教训启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重大历史事实进行客观、辨证、准确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依据和基础。[2] (p72)从对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看，有学者认为似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但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提法会造成社会主义制度不必完善不必发展的错觉，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因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而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如果说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其社会制度还不如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先进，就不能解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先进的社会制度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相比，这种制度刚刚建立时的生产力便显得落后了。这时就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巩固、完善和发展这种社会制度。[3] (p73) 其次，中共八大对阶级斗争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正确分析。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这一论断本身是完全正确的，是一大贡献。但有学者认为八大的不足之处是并未指出这个消灭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完结，并说明了判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否存在的标准。[3] (p70-71)也有学者认为把知识分子仍列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是不正确的。[1] (p407)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分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法律的个别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4] (p246)因此中共八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尚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情况下，作出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结论。[5] (p86)这一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分析。对我国过渡时期结束或何时结束未能做出合理的说明，反而把过渡时期估计得过长，在主观上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也延长了，其结果必然夸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3] (p72) 再次，中共八大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有学者研究，八大吸取苏共二十大教训并结合国内情况，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在国家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八大强调民主监督的作用，提出通过民主监督员方法给人民以监督权，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对民主建设途径的探讨具有深远意义。他认为虽然邓小平讲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解决监督问题，但八大对于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有效地实现监督政府的权力，没有提出具体措施。[6] (p42)在八大的筹备及召开期间，中央也注意发扬民主，把领导人的经验和智慧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认为走群众路线是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7] (p9)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国家工作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并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强化法制观念。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法制”实际上指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但这一系列的有益探索由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民主法制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坚持下去是很遗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借鉴吸收此探索而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观点。[6] (p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