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6)02-0083-04 1943年，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线发生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是由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引起的，论战的双方是中国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论战的内容包括制度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时间过去了60多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这场论战，应该说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之命运》发表于1943年3月。它首先阐述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对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大加赞扬，攻击近代以来在欧洲流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历史的根据”。“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1] (P2)“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而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1] (P59)“返观我们中国历代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所以，国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1] (P187) 其次，宣扬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赞美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绩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明耻，故能自强。”[1] (P9)“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1] (P64)“至于社会风气，五千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他们尽心于‘树人’，致力于‘种因’，以煦育忠厚笃实的人才，涵养温和质朴的习尚。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1] (P59-60) 再次，在思想文化方面，恶毒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 (P66)“若以中国固有的学术而论，中华民族的智能，在历史上著有伟大的奇迹”。“然而，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文化，由恐惧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国民于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依赖盲从的风气。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1] (P68-69)“五四以后，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二种思想，突然输入于我学术界之中，流行全国。……对于西洋各种的学说，大抵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对于西洋文化，袭取了糟粕和皮毛；对于中国文化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主观上更没有什么根基，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他们领导的各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至于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的抄袭和附会而成的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是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这种风气既已构成，于是曲解自由主义和滥用共产主义的学系政派，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1] (P69-71)“崇西化则舍己从人，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1] (P180)因此，要灌输“知难行易”的学说，提倡力行哲学，“有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只要我们全国国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训，领悟国父‘行易’的哲学，一致起而力行，则我们完成五项建设，以造成文化、国防、与经济合一的国家大业，是一定能够如期成功的。”[1] (P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