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的国家主义派——或称“醒狮派”，其政治影响及在知识界之势力，堪与国共两党鼎足而三。而相对学界对国共两党之关注，国家主义派研究委实不成比例。且既有之研究和资料整理，多侧重政治活动、政党斗争。就思想文化方面而言，以往论者或批评中国国家主义之“复古”，“实驾研究系及前清遗老而上之”①；或指醒狮派不过“贩卖”欧洲国家主义的“古董”②，似显简单片面。其实，醒狮派之文化取向相当复杂，亦并非始终如一。然总体而言，在1920—1930年代，其舆论导向及主流意识经历了由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激进主义之变迁。因学界对此未予揭示，故专此一论。③ “玄学”与“实证”：文化保守主义及其依据 醒狮派主要人物在后来的表述及回忆录中，多强调“醒狮运动”系针对国内赤化而起，将自己定位成反共反俄之先觉斗士，有意无意之间，淡化了其“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之底色。④ 诚然，该派在政治上向具反共反俄倾向，然其自始即以教育及思想文化活动为重心。1923年8月21日，时在巴黎的余家菊、李璜，于所著《国家主义的教育》序言中曰：因恐国命之将斩，特重提十年来为人遗忘的“教育救国论”。⑤ 余还特别指出：“文化的基础，亦国家主义最大的基础。”⑥ 直至大革命结束之际的1927年7月，国家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依然宣称：“本团以为救国途径多端，而提高文化普及教育为其总枢纽。”⑦ 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教育”，实针对一切非国家主义之学术与思想，对列强在华教育亦明持否定态度。余家菊在《收回教育权问题答辩》中坦言：“外国所办学校率重视外来文化，而于吾国之所固有，则多存鄙视之见”，为国性之发扬，不得不收回教育权。⑧ 五四前后的左舜生，其反教会教育之态度非常明确。⑨ 胡伟国也指出，外国在华学校之唯一手段，“在使中国学生失掉了本国的文化，消灭祖国的观念和情感，以造成该国的顺民”。他们一面制造洋奴，“一面想灭绝中国的文化，使中国的‘国性’，永沦万劫不复之境”。⑩ 应该说，国家主义在1920年代之汇流成潮，首先是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欧战之后，中国知识界深受欧美世界主义潮流之激荡，多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始作俑者，为谋世界永久和平，必先打破种界、族界和国界。因而曾琦于1925年10月说：“吾国之有‘反国家’论调，盖始于‘五四运动’以后。”(11) 陈启天在《寄园回忆录》中曾提到：五四期间各种新思潮纷然杂陈，“而我国固有文化思想为之大动摇矣。甚至爱国思想，亦有认为落伍者。”(12) 此所谓世界主义包括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类型，醒狮派一并称之曰“西化派”。余家菊、李璜在《国家主义的教育》中开宗明义即讲：凡毁弃国家文化之优点者，凡为一切自暴自弃有损自尊精神之说者，“国家主义必反对之”。(13) 余还“奉劝非国粹论者”，“莫使国民失望太甚，以致于个个人自恨其非黄发碧眼者之子孙”。(14) 因国家主义派之主要势力在文化教育界，1924年10月在开封举行的第十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遂提出“民族独立精神”之议案。该案以为，保存固有文化是立国于世界之前提，“教育者，所以适应特性以增高其文化也”。(15) 国家主义者、东南大学政治学教授陈逸凡，鉴于激进主义之盛行，1925年在演讲中对“新文化运动名流”施以攻击。他痛陈：“世界人民从无蔑视本国文化而能独立者”，“中国近日一班学者，好高骛远，不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危机，徒然剽窃国际主义大同主义社会主义争相夸炫，腼然以新文化运动名流自号，势不率国人直入九重地狱不止，此等‘名流’，直亡国的‘名流’而已。”(16) 1920年代初期，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刊布，及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标志文化回潮期之到来。国内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也颇得国际保守主义之助力。(17) 国家主义者师心回顾当时情形说：“欧战后世界学者对于科学发生一种恐怖，而我国学者遂做了不少东西文化对流的文章，以为我们祖宗的文化毕竟要获最后的胜利：总而言之，复古运动，成了这民族的嗜好。”(18) 尽管早期醒狮同人中，不乏中西文化调和论者(19)，然总体而言，其中西文化观实为“中体西用”之变种。曾琦一面表示不赞同国家主义保守之说，一面强调保守固有文明之“长处”，乃国家主义者之天职。(20) 至本国长处者何，则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21) 李剑华则以为，中国正可立足于国民性之“和平性”，担当维持世界和平之大任。(22) 显然，醒狮派此时之言论，处处流露出以东方道德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普世原则，以及传统王道思想之优越感。余家菊对此曾有详尽表述：“况吾人之主张国家主义原非闭门独善主义，实欲于自强之中，实行兼善天下之事。吾华文化，为人道的文化。吾华民性，为酷爱和平之民性，以文德怀柔远人，以新朝而兴灭国继绝世，历史的事例，先民的教训，皆足以使吾人确信此乃吾国之无上光荣。”(23) 此时此境，抨击文化虚无主义与民族文化保卫运动，实属同一问题。在醒狮同人看来，国家主义运动当务之急，即是抵御阻碍“国性”和民族文化“自由演进”之文化侵略。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王光祈，虽未正式加入青年党，但精神上则一脉相承。1925年5月，王表示自己潜心研究中西音乐之目的，在“藉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24) 也就是说，“彼以学术势力来，我以学术势力应”。(25) 余家菊认为，国家主义者之急务，“在为国招魂”。(26) 李璜也称，国家主义运动即是“精神上的建国”运动。(27) 程中行更直言爱国的本质，即爱本国之文化，在《国家主义之历史观》序言中他指出：“国家主义之运动，一个群保持其特异差别之运动也。语言，文化，信仰，习尚之不同，皆所谓特异之差别也。各群根本其直觉以拥护其关系深远之语言，文化，信仰，习尚，是谓爱国，故爱国者为其‘民族性’结晶品之‘护法’运动也。”(28) 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之创始人闻一多，直接标举“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1925年春致函梁实秋曰：“文化之征服胜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大江会宣言》则云：“一国之文化，为一国之国性，国性丧失则国亡矣……所谓中华文化之自由演进者，即谋中华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同时且反抗一切以西方文化笼统的代替东方文化运动……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文化之自由演进，即国家生命之自由演进矣。”(29)“文化”与“国家”两位一体，且“国家”之本质在于“文化”，此种表述显与欧陆玄学(metaphysics)，处于同一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