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失真与决策失误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再考察

作 者:
杨俊 

作者简介:
杨俊,浙江财经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杨俊(1970-),男,江苏盐城人,浙江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大跃进”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间决策者赖以决策的信息本身包含着大量虚假的、片面的材料,决策中心用这些材料来判断形势并做出决策,必然是不正确的。而真实地反映决策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严重缺位,使得决策中心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时候依然对形势持有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及时地修正、更改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悲剧性后果的产生。“大跃进”中决策信息与反馈信息的流动过程表明,信息失真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大跃进”中决策失误的最主要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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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05)06-0096-05

      关于“大跃进”运动悲剧性失败的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界有许多有益的探讨,取得丰富成果。很多研究者提出,这与“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所提出、肯定和支持过的脱离实际的指标、目标,以及他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等因素紧密相关。这种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毛泽东何以产生这些目标、指标以及对形势的这种估计,许多文章认为是此时毛泽东缺乏调查研究、“好大喜功”所致。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此时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方案都脱离实际,尽管他往往过于乐观,但这些几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背后都有特定的信息依据。所以,考察这一“特定的信息依据”的本身,可以在更深层面上理解大跃进运动。

      一、赖以决策的信息本身的片面性和虚假性

      1.农业指标一再拔高背后的信息依据

      “大跃进”悲剧性后果的产生的最直接的政策原因,是中央出于对农业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而这些错误决策产生的信息依据首先来自于毛泽东在视察中的所见所闻。根据“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时马不停蹄的在全国各地方忙碌的身影。在繁忙的视察中,同干部、群众一拨接一拨地进行座谈,亲自走试验田、高产田查看,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① 他在调查研究中总是盯着问:有没有把握?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但无一例外,他得到的都是肯定的回答(这样的例子在逢先知、金冲及所著的《毛泽东传》有关章节有许多②)。出巡一路下来,所见到的似乎都是热火朝天、粮棉高产、形势大好,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番、形势大好的声音,用毛泽东当时的话就是:“沿途一望,生气蓬勃”。[1] (P6)

      地方大员附和也是使毛泽东对农业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的重要原因: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15年经济超过英国的口号。12月25日,柯庆施在上海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要大大超过《40条纲要》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达到1500到2000斤。安徽省提出3年改变面貌,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北、江西等省在南宁会后纷纷提出5年或稍多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河南提出要在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当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目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

      专业部门所汇报的数字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1958年,农业部最初预计粮食年产量可达5200亿斤,增产2200亿斤,高指标必然带来“高产卫星”,各地竞相攀比的高产卫星又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1958年7月份农业部根据各省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1万亿斤(1957年是3900亿斤),而他们自己经过测算,在8月北戴河会议预言粮食年产量可达6000亿至7000亿斤,增产3000亿至3500亿斤。在这些数字面前,1958年北戴河会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领导对粮食产量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甚至认为我国的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于是,号召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即钢铁业上来,要求全民大炼钢铁。

      难道毛泽东真的没有察觉信息中的虚假成分吗?毛泽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仍然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一些怪现象,他深为迷惑,但他又打心地里真诚希望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他问过科学家,科学家也回答,从光学的原理解释,亩产几万斤是可能的。一位科学家在报上发文,论证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2],后来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李锐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亩产那么多粮食,毛泽东回答说是相信了科学家。[3] 这样,毛泽东并没有对1958年粮食丰收的规模表示出丝毫的怀疑。

      正是依据这些信息,他认为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产生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粮食吃不了的错觉,既然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么还要种许多地干什么?从这些错觉出发,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如在1958年6月至9月,毛泽东提出的农业指标一再拔高,在19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三三制(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的耕作制度)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③,以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钢铁,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等等。

      2.工业生产指标背后的信息依据

      1958年,各地竞相攀比的高产卫星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工业也不甘落后。中央、地方、各部门相互较劲,三天两头变更计划,指标不断升温加热,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生产指标在短短的半年中不断调高,修改了5次。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超过英国的时间由十五年改为两年,最后竟要求在1959年内除发电量等少数指标外其余都要超过英国。赶美的时间,提前到10年,最后认为7年的时间就足够了。与农业指标一再拔高有其背后的信息依据一样,工业指标也有背后的信息依据,这些信息依据就是工业生产战线上不断报道的“跃进”消息。就是在专业部门的汇报中,毛泽东对工业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做出了钢产量翻番等严重脱离实际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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