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上海市民的翻身感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杨丽萍(1975— ),女,甘肃礼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农村社会新气象的表征,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即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城市民众获得了普遍的翻身,而承载于其上的感性体验,最终把上海民众引向对新政权的热爱与认同。事实证明: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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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2-0078-06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根据地生活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话语体系。一些词汇,经过党的着力打造,成为新社会新气象的表征,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翻身”。过去,人们提起翻身,总是把它与农村、农民联系起来,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建国最初的几年中,无论是口头用语还是书面用语,“解放”都可以称得上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① 而时常伴随其左右的“翻身”一词出现率虽然略低,但它不仅从字面上而且从实际上赋予“解放”更夯实的意义。

      (一)“翻身”释义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

      “翻身”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② 置于阶级框架之后,翻身的含义大大丰富化了。简而言之,其一,是从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其二是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从所涉及到的实践内容来看,翻身则意味着必须要在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以及人民活动的主要领域: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达到某种程度的改变。总括起来可以认为,所谓翻身,就是对不同阶级、阶层在纵向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以及横向的社会分工系统中,社会位置和存在方式骤变过程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对于文盲占绝对优势非意识形态化的民众而言,解放、天翻地覆、颠倒乾坤都不足以描述这种似乎一夜之间发生的巨大而根本性的改变,而“翻身”却以一种最直观、形象化的方式给人民传达了这一信息。

      任何政权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都必须努力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最通俗地讲,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之上的,[1] (p.1)其中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一个是获得被统治者的首肯,另一个则涉及到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而首肯和认同又都建立在社会满意度之上,没有满意度就不会产生认同。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当他们轻易从党和新政府手中接过世代梦寐以求的东西时,满足自然溢于言表,而随后出现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又进一步令其体验到翻身的愉悦。由此产生了感激和报恩的思想感情,一种朴素的认同感由此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政府提出足以令上海城市民众社会生活发生改变的有力证明,翻身是可以作为一个中介机制而成为新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有效途径的。

      (二)翻身对于上海城市社会及政权建设的意义

      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一种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绩效、个人魅力等在内的系统资源,正因为如此,它的开发具有历时性与不确定等特点。自“四一二”以来,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组织力量较为薄弱,无法像在乡村一样能够提供一个社会主义模板供民众去比照,以培养出新的政治认同。解放之初,新政权虽然顺利完成了城市的接管,但这时的上海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子”,而“旧社会的恶制度的废除,是迫不及待的,但是这一废除工作应该有时间去做周密的准备。想在解放上海的一天早上,把几十年来旧社会所铸成的污秽一下扫除,这不仅是不可能的,反而会造成紊乱”。[2] 所以,尽管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城市社会中却不可避免地保留着较多的原有痕迹,不仅数百万市民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质资源极为缺乏,而且还存在许多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劳动就业问题,据统计,上海解放初期,全市工厂停工者占到75%,劳资争议案件有逐月上升趋势。一些工人甚至因生计铤而走险,1950年因此而被捕收容改造的有599人,1951年增加到2690人,[3] (pp.257—263)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给政权建设和社会治安带来巨大隐患。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城市的本质特征决定上海不存在土地这样的物质生产资料可供分配,而“一五”计划尚未展开之前,治理战争的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又分散了政府在生活资料方面的投入,人民的物质生活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何方呢?

      和以往的政权更迭不同,新中国的诞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它不仅仅在社会管理层面,而且力图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依照理想的模式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随着新政权的确立,原来的中心制度及社会的象征领域受到冲击,势必需要将社会各种群体和阶层引向新的统一而共同的社会政治中心体。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这种将如此广泛的群体纳入中心制度的详情如何,它都集中体现为对某种需求的具体满足。人民群众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并不是偶然的,在那些千差万别的意见后面,有一种共同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4] (p.58)是什么样需要可以对各个群体各阶层产生吸引力,并保持吸引呢?党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经验表明,农民最广泛的需要是翻身,③ 上海移民城市(人口迁移方式以农村迁往城市为主)的特点决定了上海民众在建国初期最基本、最广泛的要求也不可能偏离这一主题。尤其是,长期居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苦力,以及构成了城市人口绝大部分的包括家庭妇女、失业人员、摊贩、独立劳动者等在内的人群,他们同农村、农民存在的天然的、血缘的联系,使翻身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象征中心,为新政权在上海开发合法性资源找到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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