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最引起注目。正是此战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长期以来，广昌战役被作为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中共总体战略的失误。本文将对广昌战役及其背景做尝试性复原，以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共总体军事策略的理解。 一 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 由于福建事变的影响，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的“清剿”，至少被耽搁了两个月时间，即便如此，外围“围剿”时间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前后两个多月)。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这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①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期和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中央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② 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③ 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④ 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⑤ 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⑥ 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次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⑦“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⑧ 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⑨ 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⑩“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1) 项英更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12) 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道：“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别多。”(13)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对中共中央有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地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应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14) 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15) 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16) 不过，共产国际与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果，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17) 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道：“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8) 林彪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19) 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20) 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但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21) 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而遭失败。(22) 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战斗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23) 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