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1-0053-13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1] 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以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为主)的观点，不包括有关著作中涉及“大跃进”的相关内容。有的学者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跃进”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述评，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大跃进”的提出；“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大跃进”运动中的教训与启示。[2] 1995年以来对“大跃进”研究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这几个方面，而且对这些经常探讨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深化。 (一)关于“跃进”或“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及演变 张志辉指出，一般认为，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以“跃进”代替“冒进”的开始。他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指出，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出现“跃进”一词，比11月13日早近5个月。[3] 李丹慧对张志辉的考证进行了补充，主要说明了当时由于“反冒进”而反复检讨的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信中表达了不敢居大禹之功，表明自己报告中的“跃进”一词，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精神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4] 齐霁在研究综述中，对两人以上的观点进行了总结。[2] 李庆刚对各种“跃进”词汇进行了考证，认为“大跃进”口号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这一社论中提出的。[5] 鲁振祥考察了“跃进”一词从普通词语到赋予特定含义的过程，认为有三篇文章与此密切相关：一是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二是1957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三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考察了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的嬗变以及“继续大跃进”和“大跃进”一词的关系，考察了“调整”代替“大跃进”的过程以及直至1979年才发生的对“大跃进”从正面赞颂到批判否定的变化。[6] (二)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原因 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探讨，是“大跃进”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 李向前探讨了促使“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因素：第一，中国当时的经济模式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内外部压力越大。“大跃进”的发生与此有关。第二，为了走自己的路。“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冲动”，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实验。第三，理论约束与现实矛盾。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尊重苏联某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创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政策。一方面，我们要争取高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临着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的现状。这些矛盾给发展战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四，造“因利制权”之势。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世界局势相对平稳，毛泽东有“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同这个时期内外环境特点以及我们试图加以利用它们的战略考虑有关。[7] 曾红路[8]、黄爱军[9]、杭国芳[10]、王令金[11]、李成贵[12]、虞文清等人[13] 与李向前的观点基本相同。王玉贵指出，对于1956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如此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14] 王军正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及中国“赶超”战略，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观点的错误理解及宣传，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15] 李知明指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二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三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关系，五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16] 王萌硕指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所存在的急于求成、狂热个人崇拜的特殊社会心态为“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使发动这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压力。[17] 何云峰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对革命经验的采借有关：以群众运动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导恢复供给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突出政治挂帅；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8] 朱地也指出，“大跃进”的发动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渊源。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又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19] 尹书博从政治体制层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动与持续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错误指责，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的错误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法制很不完备，以政代法，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20] 李若建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他认为，不应该把个人或某个阶层对“大跃进”的影响因素夸大。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压力等三个方面，对“大跃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21] 杨乃良通过分析，也认为个人和基层单位在“大跃进”发生过程中都担当了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责任。[22] 李若建还指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体制等经济体制都对“大跃进”发生有影响。[23] 此外，李若建还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大跃进”中的狂热行为，认为下放产生的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者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4] 吴海红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5] 齐卫平、王军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都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是一对并列的错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