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第一次是在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1949年国共决战期间。对这两次下野，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① 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曾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② 宁粤对峙因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双方被迫放弃武装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和谈的最大成果，是以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来结束党内政争，并改组国民政府。尽管蒋介石成功地将汪精卫从粤方阵营中分化出来，但粤方并没有放弃逼蒋下野的初衷。③ 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象征团结、统一的四全大会只能无奈地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举行，毫无团结的气氛，并最终迫使蒋氏下野。正因为此次党争源自国民党内部，涉及的要角又多为党国元老，在国民党核心档案没有公布前，学界很难把此事说清楚。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原始档案，重新梳理并说明这一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 一 蒋介石被逼下野 1931年11月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的和谈会议结束。12日，南京四全大会首先举行。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④ 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⑤ 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并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是难以忍受的。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会尚未结束，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当晚，蒋令负责同粤方谈判的宁方代表陈铭枢，赴上海邀请已从粤方分化出来的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⑥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第二天，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⑦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同汪精卫联络。李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⑧ 但蒋介石让出中央权力的举动，却遭到宁方内部几乎一致的反对，甚至连赋闲在沪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11月18日，黄郛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张群)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原注)。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⑨ 1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集干部洽商进退问题时，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对谈： 吴敬恒曰：“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蟾[蝉]脱壳之计耳。”陈铭枢愤然力争曰：“精卫必有诚意，当与合作也。”公(指蒋)曰：“过与不及皆未免错误。精卫生平固少诚意，但此次则不得不与合作耳。”吴老叹曰：“吾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也。”公则笑曰：“余终以人人为可信也。”⑩ 蒋介石此时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左右局面，这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在得到陈铭枢等人详细密报后，他对粤方内部分化态势的判断已成竹在胸。此时除汪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胡汉民)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11)一旦掌握住汪精卫和孙科，粤方所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便大打折扣。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此次代表大会幸已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之一难关。今既平安度过，增加余之奋斗勇气不少，益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12)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东北被日本武装占领，使身负政府重责的蒋介石不能不受到民众的强烈责备；在国民党内部，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外患日急，又逼迫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人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13) 其实，蒋在内心中就是否下野，也仍在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几段日记中，多少可以读出蒋氏此刻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心北上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可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千万世，且可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国家之复兴未必不在于此。乃国人不谅，干部阻止，以为我不北上，可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得苟安于一时。呜呼！国弱民愚，非老衰，则幼稚，实无可救乎？……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得胜利，则余之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