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2-0110-07 陈独秀小孙中山13岁，早年曾崇拜康梁派，但是他从“百日维新”的失败中逐步有所觉悟，由康梁派转为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与孙中山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革命目标，且先后各建一党，分掌帅旗，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分别代表了新、旧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三民主义曾经是孙中山领导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后来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将三民主义发展为包含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去世之后，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怎样才能实现三民主义，如何评价三民主义等问题展开争论。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中央较长时期负责人、生命最后15年里在中国政坛上仍有重要影响的陈独秀，在其革命活动时期和晚年生涯中自然要与三民主义“打交道”，评价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目前学术界虽对建党时期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的有关论述有所梳理，但没有分析陈独秀的阐释形成的原因，对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有关论述更是避而不谈，所以全面系统梳理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将有助于理解国共关系、理解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一生思想多变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参加革命之初，如同孙中山一样，所追求的是以武力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早在1903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举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旗帜[1] 292，初步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将其归纳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根据中国当时社会现状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救国主义。正如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目的时说：“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向，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世界。”[2] 114 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以后，陈独秀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对同盟会的活动还是很关注的，且与同盟会中的骨干成员如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交往甚密，在一起切磋中西学问[3] 43。至于陈独秀没有参加同盟会的缘由，他自己在晚年的解释由别人转述为：“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钦佩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他骂汪精卫一类的文人是政客、官僚，类似蒋介石一类的武人是军阀。他认为同盟会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他说后来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当了文武高官，祸国殃民。”[4] 332-333显然这其中含有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个人对国民党的怨恨情绪在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在杭州积极响应，起草“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广为宣传。在孙中山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陈独秀应安徽都督孙毓筠邀请，于1912年1月回皖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愿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中华民国效命。1913年7月，孙中山全力发动“二次革命”，委任柏文蔚为皖督，陈独秀又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并在“安徽独立宣言”中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3] 59。“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革命没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全国民众没有发动起来。正如胡适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4] 492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孙中山来往较多。陈独秀与孙中山曾在上海公学成立大会上同台演讲。1919年6月，当孙中山得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遭北京政府逮捕的消息后，孙中山就断定北京政府不敢杀陈独秀，说杀了一个陈独秀，还会有五十、一百个陈独秀再钻出来[5] 77，并亲自与北京政府代表许世英交涉要求放人。陈独秀也不止一次赞扬孙中山“富有革命性”[6] 186，肯定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6] 219。1920年5月，孙中山应陈独秀之请，为其编辑出版的《新青年》五一节纪念号写下了“天下为公”的题词。同年底，广东省长陈炯明在孙中山授意下，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欣然赴任。他一到广东即提出改革和刷新教育的三大纲要和三种法案，很快得到孙中山的批准。 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孙中山创立的组织，但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孙中山本人是敬重的，对三民主义是认可的并愿意为之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开始以新的世界观来审视国家的命运，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进行新探索。 陈独秀逐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开始用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中国现实社会，并用来评价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在1920年至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之前，陈独秀对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