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半年，随着内战的重新开始，一向以国共谈判调解人自处的民主党派人士面对国共重开内战的时局，不得不被迫重新调整自己在国共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发表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5月22日，时任民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一场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 面对当时国际上美苏争霸、国内国共政争的格局，张东荪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人们广泛提及的“中间路线”的概念。在解释“中间性”的涵义时，张氏认为其有两重意思，首先是指思想的本质而言，是从全世界来分别的；其次是就党派的分野而言，是指中国目前的实况。他希望在国际上中国不仅要折中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也应在国际关系的外交方针上设法调和美苏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而在国内国共两党之间应该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这个第三者在其主张上与政治路线上必须是恰好在他们二者的中间。”① 具体而言，“即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即在政治方面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② 在谈及处于国共两党之“中间”时，张东荪希望有中间者来主持把“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③ 张氏又进而指出，这条中间性的路线并不是由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而是需要各党共同来走。在这里，作为民主人士的张东荪先生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党派组成的“第三方面”不仅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路线与主张，而且也应调和国际上美苏的矛盾、解决国内国共内战的观点。 张东荪的主张得到了民建常务理事施复亮的响应，施复亮指出：“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强调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立，也没有调和，中间派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路线，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独立态度。并认为由民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建等一切民主团体构成的中间派应该有一个大联合或大团结。“没有一切中间派的大团结，便不能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没有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便不能合理地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④ 由于当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尚未完全破裂，“和平”之门尚未堵死，以施、张二人为代表的“中间路线”的观点在当时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内部，并未遭到强烈的质疑与不同的批评意见。然而随着内战的升级，这种“中间路线”的观点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民主人士内部的批判与反驳。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当局不顾中共、民盟，以及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片面召开国民大会。16日，周恩来声明国民党此举“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⑤ 同日，中共宣布将撤回参加政协会议代表团。至此宣告国共谈判的最后破裂，内战的全面升级已不可避免。 次月22日与24日，上海《文汇报》分别发表了两篇题为《第三方面没有中立》与《再论第三方面》的社论。前一篇社论提出，在目前的时局下，第三方面“没有中立，只有是非。”所谓‘提高第三方面的中立性’一语实在是不通的，因为所谓中立，实在就等于无立场。”⑥ 而后一篇社论则强调，这一年来，第三方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坚强，因此他所发挥的效力，也就有限，甚至其本身还受到了外力的分化。”⑦ 文汇报的这两篇社论在当时的民主党派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场有关“中间路线”的论战就此展开。参加这场论战的双方基本以当时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为主，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否应存在“第三方面”或“中间路线” 张东荪从内战的重新爆发与和平的失败，以及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所应采取的政策出发，认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的大联合，张氏痛惜国内外的“第三方面”未能真正了解他们所应担负的“神圣使命”，和平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间者，不论是团体或个人，而能为国共双方同等信托的。”⑧ 因此，他认为一个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以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作为国共的桥梁。将国共两党各迫使其趋于正轨，同时把他们拉拢起来，得到大合作。”从而，“把国民党由特别的政党变为普通政党”对共产党由“革命的政党变为普通的政党”。⑨ 施复亮认为在目前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的客观形势下，惟一可能的正确的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但要走向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广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统治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看来，中间路线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平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工业化、实行社会政策。“这样的政治路线，乃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达到其企求目的，所确定的基本政治方向。……其历史的任务在于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本质上当然是中间派或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⑩ 他明确指出在当时有三条政治路线，第一条是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右翼党派所走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第二条是代表工人贫农的左翼党派所走的革命的政治路线，第三条是代表中间阶层的中间党派或中间派所要走的改良的政治路线。不仅如此，施复亮还认为，中间派在调解国共冲突时，应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根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采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做无原则的妥协，这样，“中间派才能督促国共两党逐渐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11) 张、施二人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