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复员工作，收复区高校的接收即为其中一重要环节。与其他领域的复员所不同的是，高校接收中虽同样无法免除政治势力的钳制和军方势力的强势介入，但教育界这支洁身自好力量对这片净土的倾力呵护，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力量的破坏性，故使此进程呈现出与其他领域不同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对战后接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物资、交通等较为敏感的领域，长期未将高校纳入考察视野。推其原因概括有二：一是此方面的研究资料稀少且分散；二是与上述研究问题相比，教育产业并非利益冲突的焦点，即高校接收中的“问题化”特征并不显著，不尽符合革命叙事策略的选材之需。在史学研究逐步摆脱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整体论框架和“宏大叙事”范式之后，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揭示战后高校接收过程中两种力量的对抗及其对高等教育进程的影响，不无学术和应用价值。 一、接收筹划：冲突隐患的埋设 抗战胜利之前，对战后高校接收的规划就已经提上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44年5月，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教育部着手拟定《教育复员计划工作计划》和《教育复员计划事别计划》，其中关于教育机构的接收作出如下原则性规定：“接收并改组收复区(通过战争手段收复的“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占领区)、光复区(根据国际法收回的“九一八”事变前的日军占领区，即台湾等地区)敌伪之教育机关及教育事业，恢复原设置之教育机关，并酌情恢复原有教育事业。”① 但在随后一年多时间内，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教育机构接收的具体筹划和准备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就连教育部长朱家骅一再催促设置教育复员准备委员会一事，也迟迟未见下文。从客观上来说，时值国民政府疲于应付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教育部为战区高校再次内迁而奔命，相应淡化了复员准备工作；主观上，由于战局瞬息万变，大后方并没有预见到胜利降临如此之快。正如战后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邵毓麟所言：“对日胜利，随着原子弹的闪光，如疾电般的‘袭击’我们，连迎接胜利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因此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和政务工作，政府在事前没有建立制度，研究计划，更谈不上人员的训练”②。当战争骤然结束时，教育部只能仓促就事，一面紧急派员接收，一面临时制订规章。 1945年8月17日，朱家骅发表紧急广播讲话，昭示沦陷区各级学校“必须负责保存校舍、校产、图书、仪器等，不得有丝毫损坏”，维持秩序，听候接收③。同一天，教育部紧急颁布《战区各省市教育复员紧急办理事项》，责令后方各省市教育厅局即刻派员接收敌伪教育机关，并着手收复区复员工作。随后为具体指导收复区学校的接收工作，教育部将全国划为六大区，分设“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制订了《教育复员及接收敌伪教育文化机关等紧急处理办法要项》，要求接收各类学校时，“必须与当地主管军事机关商洽后会同前往接收”，并在可能范围内与原校人员或后方派遣人员联合接收。④ 这种“多头并举，联合接收”的实施原则，其出发点是为便于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并有利于互相制衡和监督，防止教育资产的流失；但由于既未明确划分参与接收各方的主辅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再分配格局中微妙与复杂的利益纠葛，因而埋下了接收工作中职责冲突、多方牵制的隐患。 1945年9月，高校接收工作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教育部继派出接收督导之后，又根据行政院的部署突击任命了一批特派员，并成立六大区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与各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合署办公。与此同时，战时迁移后方的高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也纷纷选派自己的代表分赴收复区。官方与高校同时派员接收，工作上虽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极易造成一校两接的权责冲突。以北大接收为例，教育部既批准西南联大派郑天挺负责，而此前又委派了陈雪屏作为教育部代表到该校接管，且事先未进行任何协调。后来谈及此事时，郑天挺不无伤感地说：“学校派我北上筹备复员，教育部也组织了一个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应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由沈兼士领导”，“教育部只要我们到重庆见一下面，并不管如何到北方展开工作。”⑤ 二、北大与清华：不同的境遇 接收政策的含糊性，导致高校与官方、军方之间矛盾重重，并致使北大和清华两校的接收工作一开始便陷入僵局。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抢先接管北大，并根据新的教育甄审政策，将其改为收容与甄审沦陷区学生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郑天挺被搁置一边。而清华园则因战时被日军用作军事医院，在日方伤兵尚未撤退之际中国军方便迅速介入，根本不容校方代表插手。面对同样问题，北大凭借自身优势迅速扭转僵局并乘机扩大战果，收获颇丰；而清华几乎无计可施，长久陷入与军方纠缠不清的漩涡而不能自拔。 郑天挺的尴尬境遇，随着北大代校长傅斯年的到来被迅速打破。1945年11月下旬傅斯年刚抵北平，即借北平临大补习班聘请伪北大教授之事当面训斥陈雪屏⑥；随后又召开记者招待会，强调“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⑦。傅斯年之所以敢与教育部代表叫板，主要据其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和政治优势。战后因胡适侨居美国，北大校长一职出缺，蒋介石意欲由傅斯年出任，但其百般推却，终因照顾各方情面才勉强同意“代理”。在不贪权的前提下，其行事自然少有顾忌。另外，傅与朱家骅是教育圈内人所共知的莫逆之交，又无形中提高了其权威地位和话语权。后来傅斯年曾专门为自己被戏称为“太上教育部长”之事出面辩解：“事实是骝先(即朱家骅)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⑧ 这当然是傅斯年的自谦之辞，其实只要他发话，朱家骅哪敢不听！1946年2月11日，傅就北大接收权问题专门致电教育部讨还公道，朱迅速批复：“伪北大一切校产自应归该校接收。除分电沈(兼士)特派员外，特电知照。”⑨ 随后，朱家骅又亲自出面与东北行营交涉，将其接收的伪新民学院旧址移交给北大。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四处动用北大校友和自己的各种私交，打通敌伪产业处理局、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官总部等要害部门的关系，取得惊人成效。不仅迫使联合国救济总署限期让出其占用的北大校舍，还额外接管了大批敌伪资产——伪新民学院校址、改建后的相公府、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北平伪国学书院和古学院的全套家具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