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1—0066—10 对日和约与朝鲜战争一样，都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它不仅涉及到美、苏、中等战胜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① 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② 与此同时，冷战国际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史料的发掘，在原有课题——如战争起源、国际背景、核威慑以及战役进程等继续深入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停战谈判越来越感兴趣。③ 的确，朝鲜战争历时3年多，其中大约2／3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这种现象在国际战争史上是罕见的。④ 于是，许多研究者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既然交战双方认识到战争已经无法继续，而寻求以和谈方式结束冲突的途径，那么为什么又都迟迟不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达成和解？ 至于对日和约与朝鲜战争的关系，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最终下决心改变了对日和约的方针，⑤ 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和约与战争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即美国改变对日和约方针以及对日媾和实现后，朝鲜战争双方相应地修改了自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立场和对策。也就是说，对日和约签订的方式和结果，成为朝鲜停战谈判一再拖延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1950年6月25 日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O.N.Bradley）于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向杜鲁门（H.Truman）总统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⑥ 于是，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在战争爆发3天后陆续参战； 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MacArthur）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他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 并装备美制武器。⑦ 国务院顾问杜勒斯（J.F.Dulles）从东京回国不久便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1](P1243，1247—1248) 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联合备忘录，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1](P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串联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Ia.A.Malik），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⑧ 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将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⑨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J.V.Stalin）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听取北京的意见。 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M.C.Kapitsa）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2](P123—124) 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 苏联在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 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⑩ 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人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3](P49—50) 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 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N.Roshchin）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而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备忘录最后提出， “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11) 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