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调停”的过程，简单地讲就是：淞沪战役末期，交战的中日双方都邀请德国出面调停，于是有了陶德曼调停的开端。蒋介石拒绝了日方的条件。接着，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日方又请陶德曼出面调停，条件与前次同。这次蒋介石答应以日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三日后，日军攻打南京，越二日，日本即反悔这些条件。攻克南京后，日方向中方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新条件，但只允许德方把新条件中的谈判总则转告中方，而不允许把谈判细目转告中方。蒋介石一见日方谈判总则就决定不予答复，一直对日方不理睬。另一方面，担任中介的德方两度要求日方对新条件的谈判细目提供说明，日方遂了德方心愿，但都嘱咐只可透露给中方，不可正式告知中方。这样，日方自然得不到中方的答复，于是对中方下了最后通牒，限期答复。最后等来的是中方的询问：请明示谈判细目。日方觉得中方应该已经了解日方条件的大概，如此反问完全是对和谈毫无诚意，单讲拖延之策而已，遂终止了“陶德曼调停”。 以上是对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的归纳。遗留的问题是：第一，淞沪战役后期蒋介石和陶德曼的会谈中，国民政府有无谈判方案？蒋介石摆在桌面上的拒日理由是什么？实际的拒日原因是什么？第二，日军兵临南京时，陶德曼前来调停，日方条件不变，蒋介石答应谈判；但开始攻打南京的第三天，日方就反悔条件，其反悔的原因是什么？第三，日方的新条件是怎样出笼的？第四，日方新条件分为谈判总则（即所谓的四项基本条件）和“谈判细目十一条”（九条谈判条件加两条附记事项），日方为什么一直只告知中方谈判总则而不告知谈判细目呢？其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现实原因是什么？第五，现在已经清楚，关于日方新条件中的谈判细目，日方在陶德曼调停的过程中作了两次补充说明，那么每次补充后所形成的日方谈判细目的总轮廓，同日方已经在案的成案相比，又有什么不同？第六，在南京陷落后的调停中，中、德、日三方各自对调停采取的态度和措施有何不同？这六个细节问题，目前尚未阐明，或未完全阐明，本文打算做一探讨。 陶德曼调停的开端，在偶然性上是布鲁塞尔会议的刺激之下出现的，但作为必然性，是因为中日双方当时都有在上海战事结束后进行谈判的内在需要。于是，在双方都邀请德国出面斡旋的情况下，1937年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访晤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陶德曼调停”正式开始。可是到了11月5日陶德曼带来日方条件与蒋介石会谈时，蒋拒绝了日方条件。 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拒绝日方条件。笔者从五点分析蒋介石拒日的真实原因。 其一，看当时战场上的形势。尽管早已准备停战，但是到了10月29日陶德曼访晤陈介时，“淞沪战事处境艰难，北战场亦形势不利”①。既然军事上失利，谈判必然无筹码，势必回避或拒绝谈判。当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已经为后来的蒋陶会谈的结果奠定基调。其二，看日方本身的条件。11月5日陶德曼给蒋介石带来的条件②，是让中国丧失主权、丧失国防、与苏为敌、恶化与欧美列强关系的系列条件，是日本在此前数年中曾经对华要求过却没有实现的东西，接受它们，将为日后两国继续争战以及中国在争战中重复屈辱的历史埋下伏笔。其三，看国际形势。日本除了上海战事结束后需要同中国谈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迫于国际压力才来和谈的，也就是企图以和谈姿态让专门解决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11月3日开幕的九国公约会议）失败。蒋陶会谈正值布鲁塞尔会议第三天，以中方立场来看，即使现在不答应日方条件，对方也会顾虑到该会议而做暂时的忍耐。其四，看日方的诚意如何。日本政府既于调停前的10月25日公布企划院官制，加强了战时国力规划体制，又于调停前一天（10月28日）扶持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已经再度分裂了中国国家主权。这些都不是诚心谈判的姿态。其五，看中方的谈判方案。这个方案是11月7日狄克逊提供给广田外相的，内容如下：“（一）北支：如能确保北支的主权、领土及行政完整的话，关于经济开发及资源的供给，将进行相当的让步。能让各国全部放弃驻兵权的话当是最佳，不然作为义和团条约规定的地区，在平衡列国兵力的前途下，日本的驻军兵力另外以条约规定。（二）上海：（a）恢复到8月13日以前的原状。在上海停战协定规定的区域内，关于禁止武装团体、防御设施之类的事项，以国际协定规定之。日本及列国在上海的驻兵及军事设施，减少至对租界守备区域为必需的最少限度，其兵力由现共同委员会或者别的委员会研究决定。该有效期暂定为五年。（b）前项区域大致为现停战协定所涉及的区域，不可显著扩张。”③ 这可以说是一个“有松有紧”的方案。所谓“松”，是指该案打算在日本重点图谋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与资源方面对日做“相当的让步”；所谓“紧”，是指该案打算缩小各国在华北和上海的武装规模，达到限制日本在华驻军规模的目的。该方案的精神与蒋介石在同陶德曼会谈时关于“必须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的主张一致，在列强在华驻军问题上的态度，充分解释了蒋介石当时为何拒绝日方条件（需要注意的是，该案没有提及蒙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