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由于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新中国曾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小城镇群情激昂，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仅仅用了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种旧势力，包括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国民党党团及军警政骨干分子，以及曾经杀害中共人员或给中共造成严重损害的分子，大部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从而也极大地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此，此一运动虽然“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 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① 其中原因，一方面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低有一定的关联，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在大陆学者的心目中争议不多。因为，以后的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档案开放程度同样很低，却明显地受到关注，并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不过，无论其情理如何，曲直与否，作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之首的这场运动，总应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使人能了解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因果与影响，是为当然。 镇反运动发生之时，正值全国性土改运动斗争高涨之际。镇反运动虽以城市为主，但各地县乡亦在其列，许多地方亦波及村镇。且镇反运动的相当一部分对象为逃亡地主及城乡恶霸，故其与农村中土改打杀地主恶霸以及当时的“清匪反霸”斗争亦往往纠结一团，不易截然分清。再加上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甚，运动的复杂性及其地方动作的差异性亦不可限量，故笔者并不指望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这场运动的全貌。本文只是着重从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具体决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其与地方间互动的情况，来尝试着描述与分析这场运动形成发展的复杂情形与其内在的一些问题。 一 从1948年秋天开始，中共军队从东北地区开始，横扫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仅两年左右时，就占据了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军事的胜利并不足以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长治久安。还在中共准备全面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之初，毛泽东就再三告诫全党，切忌重蹈李自成进城的覆辙。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进城后务必重视阶级分析和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问题。他甚至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1](P1351,1432～1435) 实际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新区还是老区②，自从中共开始大规模夺得政权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局部的，但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老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石景山钢铁化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十三个县统计，烧毁麦子一九一七亩。二、杀人。冀鲁豫二十六个县三个月内统计共杀人五十五起，死人八十八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冀南近三月内反动地富杀害我村干党员四起，绥远陶林二区蹋步忽洞村地主勾结土匪一次即杀我村干部积极分子十二人。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二八八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2](p394) 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此类案件之严重。 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前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妇女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四十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二十一人被匪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三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十三户，第二次全村九十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七十余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九十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四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0 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3](p183～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