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社区为单位，以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馆、秧歌队、剧团等为组织形式，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关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只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①，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通过社会教育，根据地的民众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通过社会教育使中共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封建王朝权威的式微，乡村社会逐渐摆脱王朝权威的控制和影响为乡村精英所把持的状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陕、甘边界的黄土高原地区，交通不便，沟壑纵横，山地崎岖，把民众聚落自然分开，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社区。其远离国家主要权力中心，久而久之，乡村权力为一些乡村精英所把持。旧乡村精英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绅士阶层。他们大多数是前清秀才或在私塾中受过旧式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村民与文字有关的事务主要由他们来张罗，如订立契约文书、撰写各种节日对联、主持村庄的婚丧仪式以及对一些礼节的诠释等，因此在乡村有较高的威望，受到村民的尊重，他们是主要的乡村权威。如1933年对陕西农村调查所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说，现在陕西乡村中握有政治权的，还是比较年老的乡村绅士们。”② 第二，乡村强人。他们原本身份是农民，或失去土地，或与官府、地主豪绅结仇，由此聚啸山林，随着势力的强大逐渐控制了部分乡村社区。他们有的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在抗击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外来势力方面得到了乡村民众的信赖和拥护，逐渐成为号令一方的乡村精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首领投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做了地方民团的大小头目，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③，就是这种乡村社会现状最真实的写照。第三，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头目。这些会社的头目被称之为“大爷”，其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是缙绅；有的是团首。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会社里有号召力，而且在乡村社区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控制着乡村社区的一切权力。④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面临着这些根深蒂固的旧乡村权威的挑战。 在十年内战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交界地区就是利用了这种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他们在这里领导土地革命，在很小的范围内触动了旧的乡村权威，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新政权。1935年10月后，中共中央和数万红军在南方失去根据地，经过长征来到陕甘地区，使刘、谢创建的根据地扩大了数倍。在红军控制的县、区、乡、村都建立了政权，一些在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乡村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这些新政权的支撑者在分配地主土地和浮财方面表现积极，但“许多乡长是不识字的农民积极分子，其世界观、经验和个人关系都建立在当地的社区之上，其革命眼光所及既限于较早时期的土地革命”⑤。 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官府）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即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既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不踏实，许多党员仍旧与哥老会和佛教有关联，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式的权威⑥，他们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如环县是中共政权建立比较早的地区，1936年6月，中央红军西征时解放，不但建立了县、区、乡、 村政权，而且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一个叫河连湾的小村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具有四年半政权建设历史的地方，1941年初发生了大规模叛变事件——“环县事变”。事变的主谋叫赵思忠（外号赵老五），农民出身，18岁时家庭遭到土匪洗劫后，他躲避在深山里，20岁返回家乡，利用其二哥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关系搞到一些枪支，以防匪为名，拉起了民团。⑦ 在中共官方的记载中，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专门杀害紧跟共产党的乡村干部。但民间说他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民众很讲义气，因而在环县北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一些乡村政权中，许多干部表现出“二元”面孔，即表面上是中共乡村政权的干部，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甚至一些乡村和区的干部投靠了赵，进而由赵安插人把持中共基层政权。他们说：“八路军来了，我们是共产党；赵老五来了，我们还是自己人。”⑧ 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随土匪赵思忠哗变⑨。其中有“二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全县1／4），三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与领导了这次叛乱”⑩。这次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乡村政权在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并不是十分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边区的乡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