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迟晓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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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大陆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党国”体制,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新篇章。“党国”体制发仞于西方政党政治理念在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传播和孙中山对苏俄以党统政体制的推崇及由此产生的“党治”理念,初试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成熟于国民党全国执政的南京政府时期。“党国”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党在国上”的理念,在行政管理上表现为“党政双轨制”的管理模式。由于长期战乱,加上具有独裁倾向的军人首领蒋介石的操纵,实践中的“党国”体制逐渐与初期政治理论脱节,并使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党政治渐成畸形,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表现截然相反,甚至演绎出了“党弱政强”、“党弱军强”的基本特点。

      王奇生认为:党政双轨制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亦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治向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可谓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①。这一评价,强调了“党国”体制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的转折意义,颇具启发性。

      由相关学术史的回顾可知②,有关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相关研究尚有再深化的必要。对这一问题持续而深入的研究,是理解中国国民党大陆执政时期政治思想及活动的要点。本文旨在对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的中西源流、基本理念、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基本形态的变异及其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一、源流:孙中山“党治”理念与苏俄体制的影响

      与传统的王朝集权制度相比,源于西方的政党政治,不仅打破了少数精英分子通过世袭制度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更多阶层和民众的利益与需求,因此,政党政治成为近代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由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政党政治的理念传入,具体实践始于民初③。各政党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意见不一,如共和宪政、专政集权等,但尚无一党专权的提法。站在中国政党政治潮头的孙中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④。在孙中山的思想表层,源于法国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构成他政治思想中“新学”的核心理念,长期对美国政党体制的考察也使其心仪不已,但革命现实的需要,又使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及实践特征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思想中的中西杂陈,实践中的新旧并存,不仅极大地模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也使其建国理论中的现代性成分充满变异。

      在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孙中山意识了西方政党政治运作的规律性,“向来主张以党治国”。他声称:“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一党转移到彼一党的。中国也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事实上,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了,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每一政党的明确政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定下来”⑤。1912年,同盟会与其他团体共建国民党,并在民初国会选举中获胜。孙中山据此认为英美式政党政治已在中国展开,其治国理念明确“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⑥,政党政治“一以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溢乎正轨”⑦,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是多党制,国民党的组成及活动也仿效欧美的政党模式。然而在与袁世凯执政的北京政府的对垒中,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多党制为基础的代议制被弃如敝履。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受挫,使心仪欧美代议制的孙中山大受震动。

      民初,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程序在中国明显变异,如党员跨党现象的普遍性、党义异同难以区别、“党纲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招牌”、“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此时候已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⑧ 此外,内部派系分化、利益不均、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到国民党应有的组织功能及效率。孙中山认为,为打倒北洋军阀、再造民国,非得有一个彻底的革命才能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府[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⑨ 为此,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和动员能力的革命党的存在显得非常重要,“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⑩。此时,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屡次倡议“以党治国”理论,既是对民初共和体制变异的失望,更是对国民党无力夺取政权、稳定政局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中山政党理论的核心,是先“以党建国”,即依靠革命政党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然后“以党治国”,运用政权,训练民众,最后实现全民政治,其思路仍沿袭西方政党政治的路数。

      1917年11月,沙俄爆发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随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探索。1922年底,俄共(布)一党独存和专政局面形成,确立了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体。苏俄“党国”体制的特征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机构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州与省苏维埃——区苏维埃——工人区所属市苏维埃、镇苏维埃、村苏维埃外,另外建立起一整套党的组织管理机构,形成了党组织与行政机构共同分治公共权力的双重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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