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内地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低;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对我国经济建设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项目结构、主体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国力许可的范围,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综合平衡应从短线出发。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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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一般从劳动力、资金以及技术进步的角度入手分析。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并且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的供给丰富,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就突出了。而技术进步与资金投入息息相关,如何筹集资金、通过基本建设投资使生产性固定资产得到有效增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

      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分析中国大陆工业化起步的路径。

      一、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

      1.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尤其低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直至16、17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国外有人测算,鸦片战争以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中国综合国力仍居世界前列。不过如果按人平均,早在1820年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左右。[1] 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压抑和外国入侵,近代工业举步维艰,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1949年,中国农业基本上仍是以手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全国平均亩产量粮食为63.5公斤,棉花为1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3公斤,生猪0.11头,水产品0.85公斤。[2]

      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开创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政府的一批洋务派官僚开始办一些新式工业。据1872~1911年统计,历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以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3] 可见中国近代工业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100余年。19世纪中叶以来的100年中,中国战乱不断。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零星的工业企业、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即使以此前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衡量也是如此。1933年工业总产值中,工厂生产占27.98%,手工业生产占72.02%。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2.3%,[4] 工厂的规模也很小。在工业内部,纺织、饮食和烟草业的产值占了58.4%;为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这一比重仅占23%左右。加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70%,[5] 能源、机械、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尤其薄弱。

      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支出法计算为692.2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人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按支出法为人均121元,约合不到40美元)[6]。在人均GDP如此低的条件下,要建设平均投资约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依靠私人投资是很难实现的。

      2.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据统计,1950年,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3004户工业企业的全部流动资产仅为3.214亿元,户均10.7万元;10627户商业企业的自有资金仅为2.526亿元,户均2.38万元[7]。与工业化建设动辄数千万元建设一个企业相比,私人财力无异于杯水车薪。

      20世纪5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集中财力、物力从事工业化建设,与40年代末民国的资本构成分不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官营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至1949年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前是它的崛起和初步发展时期;1937~1945年是快速发展时期;战后至1947年因接收日本和汉奸的产业而急剧膨胀、达到高峰。国民党官营资本首先在金融领域形成,至全国解放前夕垄断活动已遍及贸易、工矿、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以战前法币计算,战后国民党官营资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资产额508118万元,[8] 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3.85%。[9] 1949年以后,以这些企业为主体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并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3.遭受封锁禁运

      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如果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多种途径,广泛运用世界的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改善经济环境。但是,当时我国没有这种条件。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10] 并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之中。[11]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管制交通运输、出口货物、冻结资金和不开美元信用状等各种方法,全面升级经济封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外贸方向发生变化,由与西方国家为主迅速转向苏联、东欧国家。在通过外贸方式大规模引进其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学习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集中财力、物力从事工业化建设。

      4.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能源、机械、原材料等基础工业薄弱,经过1950~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1952年工农业生产虽然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1/3左右,特别是重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5.6%。重工业的薄弱和落后反映在能源、钢铁、机械、化学等大批基础工业欠缺,缺乏制造机械的能力,能源、原材料严重不足,已有的轻工企业设备不能充分运转等方面。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为了不再重演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和民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中国借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成功经验,决定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只有千方百计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人力,才能使这一方针得以实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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