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国民党人，发起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其展开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前后两期，持续到9月即基本告一段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注：关于国民党“清党”运动的次数和经过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黄金麟根据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1928年）认为“清党”运动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924年6月，即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力主弹劾共产党，引发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相关训令了事；第二次为“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1月所发动，结果与广州中央形成分裂与对抗；第三次则为南京国民党人发起的全国性运动。见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11卷第1期，2000年3月。但此说略嫌牵强。对此，笔者同意李云汉的说法，即张继等弹劾共产党案，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以及西山会议的召开、中山舰事件，都可以看作1927年“清党”运动之酝酿与发源。见李云汉：《清党运动的再评价》，《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02页。）南京政府取得政权较晚的其他省区，开始也晚，结束亦迟，是为余波或尾声。此次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甚至多半也是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新生政权结合群众检举的办法，用武力在全国范围残酷清除异己的先例。 关于“清党”运动的历史，向来没有太多的研究。除了两岸相关史书对之有过观点截然相反的总体陈述外，（注：其中以李云汉和杨天石的著作最具代表性。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此后的研究论文通常已不再注意其事实经过，而是转向讨论“清党”的暴力、专断的必然与得失，以及对国民党的利弊等方向上去了。（注：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但是，对于“清党”运动本身的情形，我们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具体了呢？其实还不够。时至今日，有关“清党”决策的过程，人们更多相信的是南京国民党人自己补造的那些历史文献。而作为一场几乎遍及各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群众性”的范围和规模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更遑论其复杂的进程和多数普通国民党人卷入这场运动的背景与影响了。离开了对历史场景的全方位描述和体认，仅仅着眼于其观念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或仅仅注重其运动的失控和运动后党员构成的变动，就来评论这场运动的深层意义及其后果，则难免以偏概全。（注：黄金麟和王奇生的文章是近年来有关“清党”运动研究最为出色的两篇文章，但两文的视角和立论似还有可商榷之处。黄文对作为追求正统的标志性象征，即对“革命”的符号作用的看法，与其对诉诸暴力形式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理所当然的接纳，明显地成为其论说逻辑的致命伤。而王文关于“清党”导致国民党出现人才逆淘汰，从而使组织“蜕变”的论点，概括上似也不甚精确。）正是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力图对“清党”运动做一全景式的描述，以便于读者能够了解整个运动的曲折复杂，并从中感悟和发现问题之所在。 “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阻止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与武汉分庭抗礼。（注：关于蒋介石与鲍罗廷及武汉方面走向分裂之经过，可参见拙作：《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南昌方面也相应召开了政治会议。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各地的党权和政权。这股夺权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夺权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 “清党”运动的发生，并不是蒋介石及其周围少数亲信设计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北伐战争尽管顺利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国民党员更备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倒在其次，共产党人夺权的危险已是迫在眉睫。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清楚地记述了一些国民党人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联，急于推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再到杭州何应钦、蒋伯诚、王俊、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无论蒋之亲信，还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或者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注：参见《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10页。）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联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时出任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然而，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很］愤愤不平”。（注：《清党运动之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6月，第30页。）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注：《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关于监察委员会之决议案》，1924年1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5页。）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注：12名监察委员中，这时可以确定立场的除吴、蔡、李外，还有陈果夫、张静江、古应芬、邓泽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