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为联合和动员各界参加国民革命，开始大力推行民众运动，具体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商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由此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迄至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时期国民党进行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均曾相继开展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商民运动的研究相对说来却比较薄弱。（注：研究商民运动的专著迄今只有冯筱才撰写的《汉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另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乔兆红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1920年代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尚未公开出版。）因此，有必要对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就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略作初步探讨。 一、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历史背景 北伐前后兴起的商民运动，与同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相比较，虽在声势和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显得较为逊色，而且正式启动的时间也晚一些，但同样也是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新形势下开展的民众运动中的内容之一。因此，要了解商民运动产生的缘由，就必须首先考察国民党开展民众运动的历史背景。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从清季开始致力于中国革命已经多年，但在革命的实践中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即使是自清末到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革命事业虽屡遭挫折，革命党内部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仍一直未充分认识到没有发动民众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显示出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工人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仍然“坚持革命领导阶层的精英主义，并不认为有动员年轻知识分子的必要，动员群众更是不用谈了。这在他于1919年10月组织中国国民党来取代自1916年即已无作用的中华革命党时至为明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中山“失去了一次令他的党派重新获得人民支持的机会，因此，到1923年，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还未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注：陈福霖：Sun Yat-sen and Origins of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ation，原文收入陈福霖编China in the 1920s，中译文（甘德星译）《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起源》，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1页。）。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已曾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反思，并体认到政治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之重要。如戴季陶提出“改革政治之成功与否，则诉诸多数人之自觉而已”；朱执信指出“今日吾人所当致力者，在促进人民之觉醒”（注：季陶：《中国革命论》，《民国》，第1年，第3号；前进（朱执信）：《革命与心理》，《民国》，第1年，第4号。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392页。）。1919年10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而成立中国国民党之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意识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特别是五四运动对国民党改变以往不重视学生和群众的传统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学运情势和群众力量的体认，更是国民党改组后走向群众路线的重要因素”[1]（p264）。 应该承认在前此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党内部确曾有少数人认识到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五四运动对革命党人认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似乎太过于绝对。但是，如果强调此时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均已认识到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因此而改变了以往不重视发动民众的缺陷，恐怕也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另外，即使承认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对民众的重要作用已有体认，但似乎也还只是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并没有马上使其真正成为国民党在革命实践中的行动方针。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过去的方法，主要依靠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给予的有限支持，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政府，并准备北伐。但不久之后陈炯明即公开反叛，1922年孙中山又被迫逃离广东，革命事业再次遭遇挫折。在面临一连串的严重挫折之后，痛定思痛的孙中山不得不探索新的革命路径，同时与刚刚发生“十月革命”不久的苏俄派来的代表进一步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在此之前，苏俄和共产国际早已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使者来华与各方人士联络，包括与孙中山见面。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当面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例如1921年底马林在广东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反复强调必须运动学生、农民、工人。他还指出国民党在宣传及组织上太弱，缺乏基本武力，并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各阶级，尤其是农、工及无产阶级，形成完善政党；建立革命武力，创设军校作为革命武力的基础；国共合作。但当时的孙中山尚未确定联俄政策，也没有接受马林的建议，只是对“十月革命”和建立军校表示了浓厚兴趣（注：参见上引陈福霖文，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第73页。另见吴学明《孙中山与苏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第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