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这样一个疑问：明明5月14日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为什么直到9月份《工人造反报》、《上海红卫兵》仍在反映“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小报交易市场“风雨无阻，非常热闹”？诚然，正如政宣组在前述的检查中承认存在着“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等因素，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天下大乱”（全国许多地方表现为“全面武斗”）的时期。各级各类群众组织通过造反夺权，确立了生存的“合法性”后，还得通过继续造反及与其它组织的角逐，来争夺生存的空间和位置。于是，他们需要不断地向社会表达态度和立场，不断地采择各种有利的社会信息来渲染和涂抹自身，编印群众报刊无疑是重要的手段。所以，当中央《意见》自上而下传达时，各群众组织就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辨析和阐释，继而有针对地接受和采纳。这种传达和接受的过程，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理解和执行，实际上却是一种选择和博弈——在选择中，自上而下的《意见》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分解；在博弈中，自上而下的《意见》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变异——由此，5月14日的《意见》下达后，怎么可能会获得“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正如政宣组“压缩”第二类报刊，只有当9月份整个形势发生了“格局性”转变，才得以奏效。政宣组整肃第三类报刊，也必须等待“8.4”行动后的“九月大联合高潮”客观上削弱着各级各类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时，才可能采取行动。 1967年9月11日，张春桥指示整肃上海小报、印刷品交易的混乱状况。22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通告》。《通告》严厉指出：最近本市街头出现的各种简讯、动态、资料等“种类繁多，问题很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危害”。故特此规定：简讯、动态、资料、传单等宣传品，“一律停止出版，进行整顿和清理”；经批准同意出版的刊物，“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和进行非法交换活动”；利用简讯等宣传品造谣惑众，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加惩处”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7-21页。）与此同时，政宣组和工总司等群众组织也随即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印刷宣传品的暂行规定》和《紧急声明》，连同市革委会的《通告》一起张贴在大街上，各主要街道上的有线广播和游动的宣传车则开足马力，大造声威，构成了强力的整肃态势。 9月23日晚，在政宣组的部署下，黄浦区出动了由区革委会干部、市场管理所干部、中小学教师、中学红卫兵等300多人组成的突击检查队（显然，这支队伍的身份构成已不同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对南京路闹市地段（从浙江路到西藏路）的小报“交易市场”进行了冲击。当场取缔交易摊点30个，没收全部交易品24种类，其中有上海文艺界音舞批联站编印的《音舞简讯》第8期（刊登中央文件）、红反会和各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合编的《文革通讯》第92期（刊登首长讲话），以及外地刊物《常州红卫兵》第13期、《浙江通讯》第8期（刊登武斗和部队调动等消息）等。交易人经教育后当场释放。在这次试点性行动中，检查队与红三司所设的摊点发生争执。当时，红三司正设摊叫卖《反逆流战报》，并强调该报是经市革委会同意出版的。后经检查队“讲清道理”，才“勉强同意”将报刊留下（后发还）。（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 9月24日下午，全市10个区采取统一行动（卢湾区上午已开始），共出动由干部、教师、红卫兵等组成的1500多人的检查队，在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外滩、静安寺、北站、曹家渡、徐家汇、中山公园等处，取缔小报‘交易市场”。据统计，当天共清除交易摊点55个。因联合行动“声势强大”，这次“取缔贩卖宣传品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只发生了三四起争执事件。其中，同济东方红兵团在曹家渡等地出售《东方红》报，市场管理干部和红卫兵上前检查时，他们竟出示了王少庸（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签名同意印制的信件。检查队判断“他们是有意携带这份信件的”。（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经反复宣传《通告》关于“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的内容，他们才同意留下报刊（后发还）。同时，23日晚遭查处的红三司又派出几个小组在闹市地区叫卖《反逆流战报》，并与检查队发生冲突。据了解，红三司尚有10万份报纸未脱手，他们着急地沿街吆喝：“要买《反逆流战报》，请到吴江路54号！”（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 应该承认，“9.23-9.24”行动摧枯拉朽般地整肃了第三类报刊，其过程不仅是顺利的，其结果也是富有成效的。诚然，这与形势变化和政宣组策划的周密行动密切相关。第三类报刊一般没有厚实的组织支撑（有的确属“乌合之众”），这是他们根本的缺陷。否则，怎么行动中仅有的几次争执都是发生在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之间呢？这反证了只有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倚仗着自身的背景，才敢于面对整肃行动作出类似“抵制”的行为（甚至有“故意”的倾向）。属于第三类报刊的组织者和编辑者，只能作鸟兽散了。 为了巩固“9.23-9.24”行动的成果，市政宣组联合市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市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分别于11月14日、12月1日发出了《关于处理停止出版的宣传品和非法宣传品若干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若干实施细则》。这两个文件主要强调各群众报刊停刊后，“应立即清点帐目、财产，主动报所在区（县）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进行清理”，（注：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32-35页、第42-46页。）“对存放在仓库或加工单位的成品、半制品、原料、纸型、铜版、锌版、模子等，进行收缴封存，或就地封存”。（注：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32-35页、第42-46页。）应该承认，这两个追加的属善后性质的文件是及时而有力的，比如对由交大反到底兵团主办的《反到底》报（属第二类报刊）派生出的《反到底通讯》（属第三类报刊）进行清理，发现该小报共发行55期，均在校内外出售，收入49987.19元，加印收入1696.42元，总计51683.61元。但总支出为54257.03元，银行存款及现金结余共811.19元，显然帐目不符。支付款项中存在问题的有赠送纪念章400元，未发“兵团成立一周年”纪念章1万枚共800元，为同学购买戏票暂借款（估计不能收回），兵团驻北京、汉口、宁波联络站报销的经费（全部白条）等。同时，交大反到底兵团还有印售《马恩列斯语录》、《成语典故》等其它收入。（注：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清理交大书刊的情况报告》。）情况明了，收缴措施到位，《反到底通讯》只能寿终正寝。经济的清点、用具的封存均属最后的围击，正是这致命的一招，终于使那些被整肃的群众报刊再也不能动作，再也不能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