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其对鲍罗廷作用的评价可商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以及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均在论述迁都之争中涉及鲍罗廷的作用，但限于体例未予深入展开。）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 一 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是北伐军刚得汉阳、汉口，武昌尚待克复的时候，由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8月6日以来接近一个月的调研活动返回上海以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谈到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报告说：“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整个国民政府形式上的领导人在前线领导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1] (p474、475)这个报告签署的日期是9月12日。据蒋介石年谱记载，9月9日，蒋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主席张静江、政治会议代主席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2] (p677) 9月15日，鲍罗廷致电苏联政府驻华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其中说：“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鲍怎样回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他在此电中称：“我们回答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与此同时，我们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汉口。蒋介石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我们不应把广东置于不顾，因为这里在加强新政权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加之在10月1日前这里还要召开中央和省党部代表的全体会议。”对于蒋介石急于迁移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鲍罗廷洞若观火，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一方面，“蒋请我们到汉口去，为的是以国民政府和中央在当地的声望帮助他保持住政权”，借以震慑已在军事上控制了湖北的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另方面，是要借以控制广东业已兴起的“有利于汪精卫的左派运动”。[1] (p495～496) 鲍罗廷暂且搁置迁都问题，把工作重点放在准备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和加强广东政权上。如此应对，与他对北伐的性质及其政治前景的观察密切相关。鲍认为孙中山最后一次发动北伐，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放弃纯军事讨伐的观念，注入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民联合，不仅打倒军阀，尤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可是，“三二○事件”以后，北伐的思想失去了这种革命的性质，其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他甚至在同蒋及其亲密助手的谈话中，也毫不隐讳这一观点。鲍认为蒋在未来的失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随着武昌的占领，蒋在同以唐生智为代表的保定派的斗争中失败；一是蒋预感不利而回师广州，那则更是等于直接宣布北伐失败。为应付前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鲍主张在武昌召开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左派政纲，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则可以公开发起反蒋迎汪的运动。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1] (p369～371)。鲍并不排除汪蒋共事的可能性，并设想由汪负责管理国家，而蒋则担任军队领袖。他判断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能够左转。当然，“如果蒋介石在最近不左转，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进入这场斗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 (p397)。 应当说，鲍罗廷的观察和分析有其事实基础。蒋介石与唐生智的矛盾，因唐在两湖战场获得优势和蒋的嫡系部队作战不力，日趋表面化，对蒋形成有力的牵制；虽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以后，陆续有地方党部吁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但8月20日黄埔军校内也响起这种呼声，则使蒋大为震惊，迎汪复职因左派的鼓动在广州蔚成风气。8月17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同维经斯基会谈，提出要在武昌开国民党代表会议，并认为“占领武昌后不应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相反，应当承认和服从在广州已有的国民政府”[1] (p399)。蒋对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的文章十分不悦，但左派迎汪和部属不拥的压力，使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中共。还在长沙时，蒋就向中共和苏联顾问要求“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3] (p240)，稍后又派人面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3] (p261)。 早在8月9日，鲍罗廷同到达广州调研革命形势的远东局成员会晤，双方讨论北伐及其政治前景，就提出已经决定当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在武昌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产生内容广泛的施政纲领，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1] (p372)。通过这期间的研讨，鲍罗廷所设计的汪蒋合作的方案，成为他与远东局、和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共识。8月16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同鲍举行的会议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的做法不是反对蒋介石”，“决不要打击蒋介石”。后来，远东局在其调查报告中正式提议：“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即以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思想上的中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协议。”[1] (p489)以此为基调，远东局在同中共中央执委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议中，就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即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代表大会应制定的政纲、同左派的协议做出决定。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7号通告，9月22日，又发表《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明确提出：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产生左派政纲；汪蒋合作，迎汪而不倒蒋；改造广东省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注重省自治，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8月31日，顾孟余约维经斯基会谈，专谈左派与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表示国民党左派相信不合作不行，合作也有利于共产党人加强自己的党，“共产党人和左派应当结成联盟”，“应当让汪精卫回来，这会给共产党人提供发展机会”[1] (p422～423)。左派甚至主张就此机会打倒蒋介石，但鲍罗廷、维经斯基都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