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迄今仍是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近20年来，史学界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研究有所关注，并有可喜成果问世。但由于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1] 本文拟就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形成与发展作一简要概述。 一 国民党早期军事活动中对游击战术的尝试及其影响 可以说，民国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无数次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在孙中山军事生涯的初期，强调更多的是组织敢死队进行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这种战术只是含有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十分关注南非战争，对于波耳人不断用游击战打击英国军队，“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国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借镜”[2] (p56)。此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时，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他说：“游击战术，有五种技能，为南方战术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3] (p189)孙中山对山地游击战术的研究注重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北伐中，粤湘桂联军设有游击司令部，北洋政府军队相应地也配备游击部队，与南方联军周旋。孙中山的这一战术还成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术蓝本，1933年，蒋介石将其收入《剿匪手本》，大加宣扬。 蒋介石是孙中山较为得力的军事助手之一，早年转战于南方群山之中，许多作战计划出自他之手，因此对于山地游击战并不陌生。南方山区作战的经阅，使蒋介石在早期军事思想上糅杂了一些游击战术的内容，这集中在三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中兵力，以少胜多；注重侧击和挺进。[4] (p30～95)从纯军事角度考察，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之所以迅速获胜，正是部分地得益于蒋介石上述战术的正确运用。不过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只是有意无意地运用了部分游击战术，对这一战术并未有深刻认识，不过偶尔为之，况且上述战术也是正规战中所不可或缺的。真正让蒋介石对游击战术产生深刻体验的当是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役。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共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均遭败绩。这一惨痛教训促使国民党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及应付对策。1933年4月，蒋介石在南昌讲演《剿匪技能之研究》，认为红军“惯于夜间行军，与黑夜袭击埋伏，与游击战”，因此国民党军队也要注意这几项。同时，蒋介石对于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所用的战术原则，“即如游击、山地战、隘路战、收容战、伏兵、尖兵、后卫、侧卫、搜索、冲锋”[3] (p618～619)等均拿来参考。同年10月，蒋介石再次强调“剿匪”的战略战术应当“注重机动——挺进游击”，“以赤匪的战术才能消灭赤匪”，并将这种游击战术简括成四句口号，即“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3] (p210)。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围剿”红军战术的六项要务，即“侦探、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3] (p194)。概言之，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战术的研究中，把游击战术列为至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他的军事思想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这一“研究成果”汇编成《剿匪手本》，大量发行，成为国民党当时乃至败走台湾前反共战术的“操典”。 为贯彻上述战术，蒋介石于同年7月下令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其军事训练“特别注重爬山射击及游击战术”[5] (p8)。一番准备之后，蒋介石于1933年9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所用即是庐山集训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屡屡得手。蒋介石的这一“胜利”固然与红军战略战术运用不当息息相关，但国民党新战术的运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着手研究和运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参加过“围剿”红军战争的将领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记忆犹新，容易接受和运用这种战术去抵御外侮。国民党抗日名将关麟征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6] 二 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及其初步运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将领组织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事变爆发开始，“他们无日不在游击战争状态当中，……常常避实就虚，往往占领了一个城市之后，随即退出，以避免敌人援军的反攻”[7] (30卷3号)。这是国民党利用游击战术抵御外侮的初步尝试。这一战斗情形在国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使得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于游击战争产生深刻印象，并视之为在沦陷区抵御外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斗方式。1932年，朱化鲁等人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提出议案，指出东北义勇军“虽未能及时收复失地，而此伏彼起各个游击，亦足以使敌人疲于奔命，难于应付”，因此，在国难当前，“政府应扶助人民从速组织义勇军并充实其力量，为政府后盾，作长期之抵抗”[8] (p190)。自此，抗日游击战术思想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秘密酝酿。 前次的庐山训练“成功”地“围剿”了红军，蒋介石大受鼓舞，于1934年7月再度在庐山举办更大规模的军官训练团，除了政治、精神训练外，军事训练和研究随着日军侵入的加深有所改变，“讲述范围也由于日军侵略不已，而转移至抗日战略战术”[9] (p99)。蒋介石在多次的秘密演讲中，主张在对日战略上采“持久战消耗战”，战术上则用“新的战术”，即采用“围剿”红军的方法，一是采取攻势防御，二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三是固守不退，四“要注重游击战术”，即“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蒋介石认为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3] (p800～802)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抗日游击战术思想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