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活动大多很少涉及。（注：宁粤对峙始自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的成立，双方的公开对峙结束于1932年1月蒋汪合作，最终结束于1936年的两广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指前一阶段。有关宁粤对峙时期阎锡山的研究，除文史资料收有部分口述回忆外，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相关资料最为集中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现有阎锡山生平研究中，涉及这一段史实时，因缺乏原始档案，大都以口述史料为主要依据。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编《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笔者利用台湾保存的阎锡山档案，力图揭示这一段历史，并以阎锡山的再度复出这一个案，进一步回答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内在因素。 一、阎锡山返晋风波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最终因张学良引兵入关，支持蒋介石，导致阎锡山、冯玉祥等的反蒋战争以失败告终。这对阎、冯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两人被迫宣告下野，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细细看来，两人的处境却有很大不同：首先，阎锡山有着一块精心经营近20年的根据地——晋、绥两省；而冯玉祥在他曾控制的陕、甘、豫等省却没有很深的根基，无法赖以生存。其次，晋军在中原大战中一直注重保存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多较完整地撤回山西；而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激烈战斗中，受到很大损伤。三是阎锡山在晋军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凝聚力，各将领间尚能保持大体团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阎投蒋行动；而西北军内部却早已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战败后更是四处逃散，七零八落。除韩复榘、马鸿逵等早在中原大战前降蒋外，石友三、孙殿英、吉鸿昌、孙连仲等部也在大战后期纷纷叛冯投蒋。 蒋介石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还没有足够力量同时消化掉晋军和西北军。中原大战结束后不久，因为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再度引发国民党内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更使蒋无力北顾，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残存势力不得不区别对待。同时，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酬答，而将黄河以北全部划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收拾战后北方局面的策略，首先是彻底解决冯玉祥部，对西北军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注：《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年9月3日)，《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文物图书。） 此后，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部奉命驻防河北顺德，宋哲元部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对付阎锡山，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通缉令，迫阎脱离部队，而将晋系军队交予张学良整编为4个军，分别以阎锡山旧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以赵承绶、周玳为骑兵和炮兵司令。（注：《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59页。） 晋系部队又能合法地在自己老家成建制地完成整编。这正是阎锡山日后得以重返政坛的本钱。 宁粤对峙发生后，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势力，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注：邹鲁：《回顾录》下，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27页。） 这又为刚刚失败的阎锡山提供了新的机会。 1931年7月20日，原西北军石友三部首先在北方树起反蒋旗帜。阎锡山积极参与其事。晋系将领中，商震并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被蒋介石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引起许多忠于阎锡山的晋系将领的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为此，商震决定脱离晋系，向蒋请求率部出晋，助蒋抗击石友三。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得任命徐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以免引起山西将领内部疑惧。（注：有关阎锡山支持部下参与石友三反蒋的详情，见金以林《从反叛到瓦解——石友三1931年反蒋失败的个案考察》，(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2004年3月。） 正在这时，阎锡山于8月5日由大连秘密返回山西。 尽管此时阎锡山仍受政府通缉，商震又投蒋离晋，但他此行决非贸然之举。阎锡山历来精于算计。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即使是新代省府主席徐永昌，“对主座(指蒋介石)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微缩胶卷，72/0970。）。因此，阎锡山返晋不会有任何危险。二是阎锡山得到粤方的支持。就在阎氏返晋当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武装“即起图之”（注：《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样个人全宗档，三○○·383。）。甚至连同他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冯玉祥也不得不承认：“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注：《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全宗档，三○○·382。） 同时，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侵略者正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力量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注：《阎锡山日记》(1931年8月5日)，阎档，18/0221—0222；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初版，第16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