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地区成为全国时局重要焦点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各解放区迅速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较量中得了先机。这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争夺东北的较量中，共产党为什么能获得先机？主要原因是七大前后党对“转变”问题有了科学的预见，并据此将东北视为准备“转变”的关键区域，从战略上高度关注，在实践上精心部署。本文就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七大前后党对“转变”的科学预见 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而此时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却坚持独裁统治，提出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正如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各个阶级都在那里准备打败日本以后干什么。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 毛泽东在七大上强调了预见的重要性。他认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七大政治路线确立的基本依据，是党对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变化的科学预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七大准备“转变”的预见，内容极其丰富。 关于军事方面的转变，包括作战方式、军事力量、地域状况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三位一体的转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时局密切相关。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由此，中国共产党预见到，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日期已经临近，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5月开始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抗战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条件。 关于作战方式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将“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页。）。朱德也认为：“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军事力量的转变与作战方式的转变紧密相连。毛泽东总结我军由小变大的历史经验说：抗战初始阶段，我们力量弱小，只能“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但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就不能永远甘做麻雀。“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332页。） 军事力量和作战方式的转变要求在作战区域上去攻打被敌占领的城市，创建包括大城市在内大块的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所以，我们要争城市，使大城市和根据地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七大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要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都要去占领，收复一切失地。 七大关于军事转变预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认定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光明前途是不可逆转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全面筹划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在七大上阐明了确立准备转变的战略方针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6页。） 七大在形成军事转变预见的同时，明确提出在全局上准备由战争转向建设；在工作重心上准备由乡村转向城市；在发展方向上准备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如何准备由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七大的中央领导层有一个共识，就是要保护现有资源和生产力。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要认识革命的两方面的任务，即破坏旧的建设新的。”建设新的比破坏旧的更为复杂困难。“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特别在我们进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391页。）他强调：“到大城市后，要反对不保护器械财产，随意破坏和浪费的现象。”“北方有丰富的地面上和地下的资源，我们要善于组织合作经济和公营生产，同时使私人资本能获得正常合理的发展。要在建设上比倒国民党，充实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任弼时得出的结论是：“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注：《任弼时选集》，第392页。） 陈云在发言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注：《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毛泽东多次称赞“保护城市机器”的主张，并再一次重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如何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大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做好准备。毛泽东提出：“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2-333页。） 后来，他又指出：“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时，乡村工作也有一个准备转变的问题。七大提出：“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页。）这实际上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