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知识（注：本文从最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文化知识界的概念，它大体上包括学者、乡村工作者、文化和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等知识团体和个人，故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同一意义。文中也杂用知识分子、文化知识界人士等语词。）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这个高潮，将1930年代抗日爱国、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热点聚焦到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上，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考察这段史实，对于重现知识分子对民族救亡的精深思考和自觉担承，理解民族抗战对社会关系、民众心理和民主政治的深刻影响，深化民族抗战史和战时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学术界对知识分子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研究较多，成果丰富，故本文将论述的范围侧重放在国统区。 一 抗战爆发后，全社会对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倚重，与农村农民慌乱、漠然和散漫的现实状况，构成巨大的反差。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文化知识界人士率先奋起，自觉地承担起动员农民的时代重任。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奋起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力量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我国在战争初起时，即在中共倡导下，结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地确定了全面、持久抗战以制胜的战略与策略。这一战略策略的主要根据，是我国广大农村拥有源源不竭的人力、物力和广袤的地域条件，足以成为长期抗战的力量源泉，而最终战胜国度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国农民被历史猛然间推到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受到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全社会的一致推重，抗战的最后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成为社会的共识。 知识分子最富有民族精神、国家观念和民主意识，对抗日救亡事业积极主动，表现出前驱和先锋的群体特性。战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文化知识界已明显呈现转向关注和诉求农村农民的动向，并在一二九运动后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农民在抗战中作用地位的认识，达到空前的高度。他们认为，“在全体总动员中，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抗战力量，是最主要的工作。战区农民之能否与军队合作，帮助前方将士作战；被陷区域内，农民之能否蜂起，扰乱敌人的后方；以及后方农民之能否踊跃参加‘征兵’，补充前线的损失，努力生产，供给战时粮食的需要，皆成为决定战事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今日不欲抗战则已，若欲抗战，就非立即组织全体农民，发动农民广大的抗战力量不可。”（注：姚克夫：《怎样发动农民参加抗战》，薛暮桥等著：《抗战与乡村工作》，生活书店1938年发行，第33页。）当时作为战地记者考察华北抗战的徐铸成，针对社会流传的华北民众是一盘散沙的说法，在介绍“前方民气的沸腾”后指出，这散沙的每一粒全是铁沙，他们具有天然赋与的强壮的体格，直率的性情，将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将铁沙化成铁块，就“是一座国家的长城”。（注：铸成：《第一次对外抗战》，《国闻周报》第14卷第33-35期(战时特刊合订本，上)，1937年10月4日出版。）这说明，文化知识界对于战时农民作用的认识，不但具有思想高度，而且也十分准确。他们的言论，对于端正全社会的认识至关重要。 但是，农民具有巨大作用是一回事，能不能将农民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又是一回事。事实是，当时农村农民的现实状况，与农民在全面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及全社会对农民的推重，构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由于自然经济下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要将他们动员成为自觉的强大的抗日力量，决非易事。全面抗战爆发时，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与他们的关系，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麻木不仁者、惊恐慌乱者、束手待毙者乃至因各种原因而公然附敌者，也所在多有。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线，许多紧急调动中的军队，因为无暇埋锅做饭而往往整天挨饿，大量军需找不到民夫帮助运输。师长宋希濂等说，作战中“最使我们痛苦的是民众没有组织。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汉奸”，以至电话线屡遭破坏，军情被密报日军，作战十分困难。将士们普遍与北伐战争时相比，认为民众对军队的支持远不如北伐之时，因而深感不可理解。（注：胡子婴：《在火线的后面》，《抗战三日刊》第7号，1937年9月9日出版。）有人专门调查后指出，抗战到来后，农民依其心理状态可分为4类，即满足于有地有食、安分守己而不闻天下事者，为贫困所压迫而怨天尤地者，胆怯怕死者，具有抗敌思想的“好事”勇敢者。调查者认为，农民“对于此次民族抗战意识，理解十分模糊，或竟莫明究竟，此种民智呆滞之现象，如不再急速加以训练，而欲求民族解放持久抗战胜利，实有些南辕而北辙。”（注：黄士英：《持久抗战与组织农民义勇军之建议》，《申报》，1937年11月7日。）当时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的孙冶方，在淞沪抗战前线也写下《从汉奸之多谈到乡村工作》，疾呼“扩大乡村工作，发展农民运动”。这类现状，通过文化知识界人士的笔端，被披露到全社会面前。它们深刻地说明，即使是在全面抗战的民族大义之下，农民的力量也不可能自发地爆发出来，而是还存在着对他们进行充分解释、动员和组织的严重任务。“把农民组织起来，已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注：恽逸群：《组织农民的主要问题》，《抗战三日刊》第9号，1937年9月16日出版。） 谁去动员和组织农民？谁来担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弥补国家需要与广大的分散农民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裂口？于是成为继起的急迫而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就有着发动民众力量的极大责任”（注：仲持：《知识分子当前的责任》，《抗战三日刊》第7号，1937年9月9日出版。），文化知识界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意识，勇敢地承担起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时代重任。1937年8月，胡绳向文化界发出紧急建议，立即散开到全国的每一个小城市、小乡镇中去开展文化运动，以提高全民族的抗战情绪，凝聚全民族的一切力量，（注：胡绳：《战争时期的文化界》，《抗战三日刊》第4号，1937年8月29日出版。）正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典型表现之一。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将去农村动员和组织农民，作为个人为民族解放战争所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