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以抗战大国和四强之一成为其重要成员国。1943年1月，中国政府分别同美国和英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法理上取得国际平等地位。1945年4月，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取决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树立起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大国形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中国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明显分野、逐步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之际，对国家历史走向实行正确选择的结果。中国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以自己艰苦卓绝的抗战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重，才使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一种可能。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中国树立起爱好和平和维护正义的大国形象，并在后来成为反法西斯阵营四强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建议国民政府实行抗日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鲜明地提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356页。）。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概念，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随即，他又从中国内部、敌国内部、国际三个方面论述了反日统一战线的大格局，指明：“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所说的“天罗地网”是一个形象化措辞，其实就是后来所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历史的实际考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阐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的政党，由于它是与国民党并列的中国两大政党之一，其政治主张必然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国内外影响。抗战初期，实施这种影响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来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对此，中共非常重视，从速训练了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进行整顿，以便外国记者参观摄影。驻西安的红军代表也采取相关措施，以保护和安排外国记者去延安参观。抗战爆发不久，中共还成立了由朱德担任主任的海外工作团，后又建立以朱德为书记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日本大举进攻南洋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军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等问题。中共的这些做法，从直观的视角看是在扩大共产党和延安的影响，但把它放到国共合作抗战的大背景下审视，其影响已经不限于中共自身，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这对于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抗日大国，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力主实行抗日外交，积极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对国民政府走向抗日，最终融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有力推动。卢沟桥事变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存在两种方针的问题，即坚决抗战还是妥协退让，并提出与坚决抗战方针相适应的一整套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抗日外交而反对媚日外交。国民政府却举棋不定、延宕不决，既对日本抱有幻想，又对苏联心存芥蒂，迟滞了中苏结盟的进程。对此，中共尽其所能，促进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积极化。中共《解放周刊》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批评国民政府在对苏关系上的错误，指出：“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没有弄好。在远东，苏联是日本最有力的强敌，而苏联是能够而且最愿意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然而主要因为过去中国南京政府不愿意和苏联接近，使苏联欲积极帮助中国也不可能。”（注：李凡夫：《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解放周刊》第22期。）由于中共和国内正义舆论的压力，也因为国民政府急需苏联军援，才于1937年8月21日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形成两国联合制日的同盟。 中共还注重把握各种机会向英、美、法等国家介绍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其同情和支持。仅1937至1938两年间，毛泽东就先后会见了美国《每日先驱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贝特兰、美国国际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等人，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抗战的多方面问题，阐述了中共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请他们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战，呼吁援助中国抗战。贝特兰后来写了《中国危机》、《华北前线》等著作，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和中共打开了一扇明亮清晰的窗口。斯诺撰写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于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公司出版，使大洋彼岸的人民得以目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业绩。为加强国际宣传，1938年4月至5月间，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联络。周恩来特别指示宣传组同志：对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都邀请他们参加，及时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保持联系等（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17页。）。周恩来还亲自会晤过美国驻武汉总领事戴维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其他一些中共负责人如叶剑英、博古等也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机会积极开展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中共所开展的这一系列工作有利于西方民主国家了解和同情中国。从实际情况看，美、英从1939年初开始，相继同中国签订了一些贷款协定，让中国来购买工农业产品，修建运输线等。不久，法国国民议会援华集团也同意拨款400万法郎，并准备将法国储存的价值约1亿法郎的医药用品送往中国。这些都说明英、美、法对华政策的某些积极化，这无疑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和推动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