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已成为历史学中发展迅速、成果显著的学科之一。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交流的频繁，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更为丰富。本文即对新世纪以来大陆的民国史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①。 一、近期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及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民国史研究机构，其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是目前国内代表民国史研究较高水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状况的研究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得到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②。近年出版的该书第3编第2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2002)、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著，2000)、第6卷《国民党的失败与中华民国的覆亡》(朱宗震、陶文钊著，2000)，广泛利用国内外已刊未刊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政治史为中心，兼及军事、外交、经济、文教，对所涉研究时段的民国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真实地再现了民国历史的复杂进程，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成败兴衰的历史缘由，叙事详实可靠，评论中肯平实，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由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民国人物传》(共12卷，孙思白、朱信泉、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等主编)，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界人物近千人，已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中华民国大事记》(全5册39卷，韩信夫、姜克夫主编)，逐日记述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已于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三部系列著作构成了一部体系较为完整的民国史，为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重要进展，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成果。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着重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采取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作了内在的梳理，深入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的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创获颇多。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考察了1944—1946年国共政争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认为这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期，直接表现为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其主题则围绕着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而展开，而这次转型的失败也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后政治分野。金冲及所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考察和探讨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陈红民的《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三联书店，2003)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二千六百余件“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础，通过对国民党重要人物胡汉民30年代活动的精密考证，对胡汉民的人际网络、与在朝的蒋介石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组建“新国民党”等作出新的论述，从而深化了对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模式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是民国时期机构制度沿革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该书叙述了近代警察制度(主要是民国时期)在中国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近代警察制度的性质、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近代警察制度沿革史的学术专著。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由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馆藏民国档案史料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辑已全部出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根据前苏联解密档案译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7、1998、2002年出版了其中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为研究国民革命史、中苏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其他由各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所在多有，在此不一一赘述。这些历史资料均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史研究近些年来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1999年底至2000年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了“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2000年9月由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8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历史。2004年7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主要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历史③。 二、民国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论文方面，除了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明显降温外，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都有相当的进展，现分述如下。 1.北洋时期。学界对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重心仍是国民党的改组、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国民革命等领域，直接研究北洋时期北京政府与地方政权的文章并不多。 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以往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主要从广东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件的分歧等问题，邱捷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的角度，认为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这场事变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特殊事例。张洪武认为，事件主要由于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所致。敖光旭认为，事件是中国国民革命直接汇入世界革命潮流所致，在卷入事件的各方中，共产国际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其通过事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敖光旭还考察了广东商团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认为在广东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