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次历史转折的酝酿、准备到实现、完成的整个进程中,陈云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他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在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领域参与领导拨乱反正,所有这些,对历史转折的实现及其最终完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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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次伟大历史转折酝酿、准备到实现、完成的整个进程中,陈云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冲破“两个凡是”,为实现历史转折作好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陈云的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两个凡是”发起强有力的冲决。

      一、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带头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路线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本来,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领导1975年整顿取得了极大成功,深得党心、民心、军心。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充分说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的拥护和爱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的时候,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可是,华国锋却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① 为由,迟迟拖延不决。甚至把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预先的准备行事。他在会前已经写好书面发言稿,并同胡乔木商量作了修改补充,还在耿飚家中,征求了耿飚、王震、肖劲光、王诤等老同志的意见。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到他所在的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②,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勇气。陈云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与陈云相呼应,也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③

      会议工作人员奉命要求陈云对书面发言作修改,陈云坚决拒绝。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刊登在会议简报上,这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华国锋在3月14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但迫于形势,华国锋在讲话中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赞成华国锋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④。

      过了4个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陈云在组织路线上带头否定“两个凡是”,冲破华国锋设置的障碍,对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这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统帅,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

      二、1977年9月,与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相呼应,陈云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进而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⑤。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又深刻、具体地阐发了前述观点,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并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⑥

      陈云1977年9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⑦。

      陈云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同邓小平相呼应,抓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机会,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1978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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