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山东从清代起就有了“闯关东”一词，它是人们对移民东北这一现象的俗称。移民关东之所以被称为“闯”，第一是因为它在清初是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1] (P51)在乡土观念非常强烈的山东，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着复杂的社会、自然原因，当然与乡土观念也有着微妙的关系。它是乡土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同时，这一移民大潮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关于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阐释的还不多见。① 本文试从文化观念变迁入手，揭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明时朱元璋曾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2] (卷193)清代初期，清军入关，南至兖州，东至安丘，山东大部分地区备受蹂躏。至顺治十八年(1661)，“东省百万荒田”，“三十年来鞠为茂草，无人认垦，任其污莱。”[3] 1661年，山东的人均耕地面积为42.1亩；1685年，43.8亩，1724年，43.5亩。[4] (p7)从以上史实证明，清初以前的山东，耕地相对较多。 进入19世纪后，山东的土地占有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近百年的和平环境，人口大幅增加，山东人口从1724年的227.8万人增加到1830年的3087.4万人。[5] (p9)但土地数量却无明显变化，从1724年(雍正二年)至1822年(道光二年)的近百年间，山东的土地面积历次统计都在984000至994000顷之间浮动。这样，人均土地数从1724年的43.5亩，便下降到1830年的3.2亩。[4] (p7)当然，人口平均土地数并不等于每人土地实际占有数。山东各地遍布各种类型的地主，拥有的田产相当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于全国的前列。普通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便可想而知了。 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着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愿的移民。除非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国家用强制手段发配，二是土地过于集中或自然灾害迫使农民成为流民。山东最初的东北移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据路遇先生研究，清代山东移民东北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清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反清斗争连绵不断，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一为补充边陲兵员，一为垦荒生产。山东与东北毗邻，亦为清统治者之后方，故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东北。此种遣犯，史称“流人”。二是17世纪以后，山东等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增加，为摆脱当地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状况，贫苦农民背乡离井，远赴东北寻求土地，觅食谋生。此种移民史称“流民”。[1] (p4)流民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清朝初年，为充实东北，清政府曾于1653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移民实边。但为维持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机，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开始封禁，控制移民东北的人数。山东等地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进行了长期的反封禁斗争，他们不顾清朝的禁令，从古北口、喜峰口或泛海进入东北。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5] (p106)。由海路闯关东的，大多为胶东一带的受灾农民。1812年(嘉庆十七年)5月和宁等奏称：“奉天海口自开冻以来，山东民人携眷乘船来岸者甚多，咸称因本处年成荒歉，赴奉谋生。”[6] (卷256)咸丰年间，由于镇压关内农民起义的需要，大批旗兵入关，加之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断骚扰，清政府再次“移民实边”，从1860年开始渐次宣布开禁放垦，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大约为700万至800万。民国时期，山东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且规模未减。此时曾有过两次大的闯关东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26～1930年间，1927年、1929年这两年年均移民人数均在80万以上，顶峰年为1928年，移民竟达100万以上；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9～1943年间，顶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数又达百万以上。这些浪潮都与山东同年份严重的旱灾和战乱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观察家Walter Young在《满洲：中国人民的新居地》中记述他1927年的旅行观感时，就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最富有乡土观念，因为供奉祖宗的香烟，原是他们最虔诚的心愿，而得能葬身故乡，更是他们最热切的希望。……这一年一百万的侨民(侨民只是流民的代名词，别无他意，引者)，载在旧式木栅的车箱中，穿越山海关的要塞，北驱向满洲去……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的确，有许多迫切的理由可以发现：本来在太平的时候，山东已算是生存竞争极利(厉)害的地方，加以近年的灾荒饥馑，遂使民不聊生了。”[7] (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