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外敌入侵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绵延14年的民族自卫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一、民族抗战的喉舌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是20世纪以后涌现的，其时中国已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半个多世纪的欺凌。这意味着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厄运从中国知识分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便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令其屈辱，令其发奋。这一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或特征，那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身、价值观、政治取向、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甚至严重地对立和冲突着，但有一点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期望民族的复兴与强大并甘愿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更明显地把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事业同民族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甚至当二者发生矛盾时甘愿为后者做出牺牲。这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固然承继着中国传统的“士”的品格——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也固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重家国，轻个体”的集体主义有关，但民族危机和民族拯救的现实要求恐怕是他们在接受了西方式教育(这种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张扬个性、个人本位)之后仍然这样做的主要原因。 从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到反对“二十一条”再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旅大主权、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到五卅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主义诉求愈来愈强烈，他们作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先觉者和喉舌的社会角色愈来愈凸显，社会影响愈来愈大。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再次高扬。他们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和反对，呼喊出抗日救亡的最早和最强音。大学教授王造时，出版家邹韬奋，《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申报》主编史量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著名的“七君子”等等，他们在政治压力和迫害面前的无畏精神浓缩着和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诉求。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均接受过较高较系统的教育之外，在出身、价值观、政治立场、学术艺术追求等方面，是高度多元化的，群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纠葛、矛盾甚至对立。然而，在民族危机和民族拯救的历史重任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记者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组织的纷纷成立，便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的普遍愿望。1936年5月在上海诞生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多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出版家、新闻记者。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自觉地投入到民族自救的伟大事业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7月10日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7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其他各界500多个救亡团体，正式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言抗战到底。7月28日，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在内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号召“凡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都得立下决心准备一齐上前线”。[1]“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迅速出版《救亡日报》，以唤起国人，共赴国难。上海的电影戏剧界，组成13支演剧队，分赴各抗日前线。上海音乐界则成立国民歌咏救亡协会，以救亡歌曲的形式宣传民众。在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上海市民众教育救亡协会、上海市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教授作家协会等纷纷成立，以示抗战到底之决心。 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文化界著名人士、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环、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联名致电该会，要求制止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约的暴行。随后，又由蔡元培领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3人，向国际社会发表英文声明，历数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暴行，吁请国际正义力量制裁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行径。广东各大学81名教授，亦致电欧美文化界，揭露日军暴行。 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一批批云集武汉并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沈钧儒、李公朴、柳湜，从上海来到武汉，创办《全民周刊》，肩负起宣传抗战的责任。不久，该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成为当时武汉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刊物。邓初民从广西来到武汉，联络孔庚、马哲民等创办《民族抗战》月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青岛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老舍，忍痛弃家，经徐州、郑州奔赴武汉。著名作家郁达夫则由福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战。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1937年12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决心“以艺术力量动员全国民众”。1938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利用电影艺术，担负宣传工作”。2月，中华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成立，发表战时教育意见书。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文艺是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地打入民间”。[2] 此外，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亦在武汉宣告成立。这些协会在组织各界知识分子有效地利用其专长服务于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主管宣传，郭沫若任厅长。他邀请了全国各地文化艺术界人士参加第三厅工作。从1938年4月第三厅正式组建到11月底撤离武汉，三厅的知识分子们，利用文字、戏剧、电影、绘画、木刻等形式不遗余力地开展了盛况空前、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和动员民众工作。
